剑海鹰扬(上,下)

——古龙写作的启蒙源头 黄易写作的灵感源泉——“蒙尘的明珠”司马翎蒙尘原因司马翎是与金庸、梁羽生同时代的台湾武侠巨擘，他的武侠创作全盛期从1958年开始，至1971年结束，期间发表作品三十余部，在当时台湾受到热烈欢迎，一致公认他为武侠“新派领袖”，许多武侠小说家都把司马翎作品当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武库”。然而从1971年开始，司马翎改行经商，停止了武侠小说的集中创作，不久，长期出版司马翎作品的真善美出版社创办人宋今人先生因年事已高，精力渐衰，当时又无人承继家业，宋先生遂撰“告别武侠”一文，宣布不再出版武侠小说，之前出版的司马翎作品发行量也渐渐减少，于是司马翎作品的出版发行就呈现出微弱无力的局面。更糟糕的是，当时正值台湾武侠小说出版界极其混乱时期，司马翎之名不断被冒用，许多伪作、次品赫然署着司马翎的名字，给人极坏的印象。司马翎本人的作品也不断被篡改书名，非法出版。*糟糕的是，司马翎于1989年不幸盛年早逝，更加无人维护其作，结果其名被疯狂冒用，其作被挤压掩埋。另外，当时在台湾，金庸作品是被禁的，于是就有非法书商署着假名或当时台湾本地武侠作家的名字出版金庸作品。其中，司马翎的名字是被用得*多的，而当时竟无人怀疑此事，都认为那就是司马翎的作品，认为司马翎完全有能力写出这样的武侠小说来。1979年，金庸作品在台湾解禁，金庸本人极其正式地授权出版社出版自己的作品，而且反复公布作品名称。人们发现之前许多署着“司马翎”之名的作品都被正名为“金庸”之作（这些经金庸本人正名的作品自然是属于应被正名之列的金庸真品），于是人们似乎“恍然大悟”，得到一个印象，那就是“司马翎即是金庸”，这样一来，大家只认金庸，而司马翎之名就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不为人所熟知，*终没能取得应有的认可。与之相对照，大陆这边司马翎作品出版的情况同样很凄惨，曾有多家出版社署着“吉龙”、“占龙”、“巨龙生”、“全庸”等迷乱读者眼球的名字出版司马翎作品，甚至干脆署上“古龙”、“卧龙生”、“黄易”、“金庸”的名字。针对这种混乱情况，又无人出来系统地、强有力地维护司马翎其名其书，致使读者脑海中少有或根本没有“司马翎武侠小说”这一概念。上述各方面原因集中到一起，司马翎小说终至“蒙尘”。司马翎的高度有论者称金庸与司马翎如双峰对峙，二水分流。实际上，金庸也很喜欢读司马翎的小说，他曾说常在乘飞机的旅途中携带司马翎的武侠旧作欣赏一番。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司马翎小说影响了很多后来人，其中有两个主要的“支脉”，一是从司马翎作品中习得了推理技法的古龙，另一个就是从中习得了精神与气势武学的黄易。古龙曾说，在台湾早期的武侠小说家中，他唯一“迷”过的只有司马翎。当年为了先睹为快，他几乎每天都待在出版社门口，等着看司马翎的新书。黄易也认为司马翎是台湾武侠界的**把交椅，并且毫不讳言他在小说武术方面所重视的精神与气势，是受了司马翎的影响。这样一位武侠巨擘是不容被忽视的。重现江湖为此，近日，当代世界出版社经由台湾真善美出版社独家正式合法授权，即将隆重推出前述司马翎作品集中的三部代表作，即《剑海鹰扬》《纤手驭龙》及《帝疆争雄记》，以便让大陆读者尽快一饱眼福，领略真正的大家风范。为了这次司马翎小说简体字版的推出，当代世界出版社调动了全社主力资源，倾力投入此次出版发行，可谓史无前例，震撼推出。在与真善美出版社的合作上，更是全力以赴，密切配合。这里提到的真善美出版社由宋今人先生创办于1950年，是台湾**家出版武侠小说的出版社，不论文字内容还是印刷装订都口碑极佳，实为当时台湾武侠出版界之领头雁。现任社长宋德令先生旅美三十多年，深感武侠小说对于社会人心有莫大的教育功能，尤其认为，司马翎作品中多处不着痕迹地指出人类社会中法律与礼教的价值，遵循人性良知良能的必然，读者在趣味性的小说阅读中，潜移默化之间对于我中华文化固持之忠、孝、仁、义等美德，无形中有了深一层的领悟，也因此司马翎作品在小说之社会功能上作出了一个良好的示范。在新时代，司马翎小说等优秀武侠作品尤其具有重大的中华文化意义。有鉴于此，宋先生在从事数十年的高科技研发工作之后，抛舍高薪工作，重拾家业，不但要在台湾重燃“司马翎之火”，而且还要为司马翎作品在大陆的出版，积极奔走于海峡两岸之间，可谓不遗余力，呕心沥血。能让大陆读者欣赏司马翎作品其实是真善美出版社宋氏两代人一直以来的心愿。司马翎小说特质宋氏两代人对司马翎作品这样推崇的原因，是与作品的特点和价值分不开的。司马翎的文笔清新脱俗，间有现代意味，尤善于运用推理手法铺陈故事情节，又常在刀光剑影中巧妙注入一段武学阐释或人生哲理，令读者心领神会，收获良多。其作品斗智斗力处往往令人拍案称绝，首创以精神、气势克敌制胜的武学原理。在情感描写方面，则善写男女主人公为情所困的心理变化。就作品整体而言，司马翎小说多以江湖为背景，不回避传统的“复仇”模式，主要是写江湖中的正邪斗争。司马翎本人对于传统的医、卜、星、相、机关、建筑等杂学的运用极为娴熟。作品中体现出的个人修养比较复杂，既有儒家、墨家，也有道家、佛家。就儒家而言，台湾学者杨晋龙教授曾指出，司马翎对于孟子所谓“义利之辨”、“舍身取义”、“威武不能屈”、“是非之心”、“羞恶之心”、“不忍人之心”以及“浩然之气，至大至刚”等等宏论或者雄辩之辞，在小说中不断征引，而且有翔实的发挥。司马翎借武侠小说流传社会大众的娱乐功能，将“仁义道德”、“大是大非”的观念灌输其中，使之自然而然产生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这一点很值得赞许。就墨家而言，司马翎在《纤手驭龙》中专门塑造裴淳这一角色，使其具有墨家“兼相爱”、“交相敬”及“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的执着，也就是只要能有利于世、不惜牺牲自我的精神。至于道家和佛家，仅举一例，便可窥见一斑，即台湾武侠小说研究学者叶洪生先生指出的，司马翎首创的“心灵修炼”与“气机感应”原理，就是其本人修习密宗及融合道家“太上感应”之说而取得的创新与收获。由此可见，司马翎在思想深度、武学创见、杂学运用方面早已不在金庸之下。对于新时代的大陆新武侠创作者来说，司马翎小说绝对值得借鉴和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