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马基雅维里主义

**章　马基雅维里
有如我们说过的那样，不管环境如何，统治事业总是根据“国家理由”进行。“国家理由”可以被偏移，或者受阻于真实的或想象出来的障碍，但它始终是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它作为一项原则或观念，直至历史达到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才得以实现。在这个阶段上，国家已变得足够强大，以致能捣毁这些障碍，并且在所有其他重大力量面前确立自己无条件的存在权利。要从世界史的观点出发说明这一过程，就必须通览和比较所有文化。必须从审视古代世界的“国家理由”观念开始，分析它同那个时代的精神的关系，因为古代的自由城邦国家和君主国家都充满着“国家理由”难题，也都有着许许多多明确界定“国家理由”的尝试。在修昔底德史书第五篇（第85章以下）所述雅典人和米洛斯人的对话当中，“国家理由”和权势政治之严酷可怕的方面得到了非常简明的表述。欧里庇得斯在其《腓尼基处女》中，让埃泰奥克利斯说，“如果必须作恶，就以替权威作恶为好。但其他情况下应该正直地行事。”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五篇里给出了一幅施政方式的合理构想图景，一名僭君（tyrant）可以据此来统治，在《论责任》第三篇里，西塞罗从斯多葛派的观点出发，充分地讨论了道德与对国家有用的东西之间的冲突，并且遗憾地说“在一个共和的国度里，公众利益的表象常常误导人们犯错”（见该书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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