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月报(未用稿)Ⅲ

买车简史
阿成
　　一
大约是过了2000年之后，我才开始逐渐变质的。先前的操守，先前的价值观，先前的理想，包括多年形成的个性，都是在2000年以后开始纷纷坍塌，渐次滑坡的。有人说“三岁看到老”。这种说法显然有问题。岁月之风不仅可以让坚硬的石头风化成柔软的沙子，也可以让灵魂发生质的变化，跳跃向前的岁月有能力把你“变化”成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你。
好了，不兜圈子了——直说吧，我现在很想买一辆小汽车，而且这种想法一经冒头就驾驭不住了，似乎它已经在我的大脑神经罩上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概念，成为一个随时都可以启动的程序了。坦率地说，在2000年前后，我是一个城市打车族成员，上下班全部打车。我认为，我不能再折磨自己了，我这一生已经被莫名其妙的“操守”折磨得够呛了，我应当正确地对待自己，爱惜自己。
不过，在这之前的之前——请注意我的表述，是“在这之前的之前”，我是骑自行车上下班的。后来，骑生气了，骑自行车的形象可以不谈，上坡那个熊样、下坡那种得意都可以不说，要说的是，自行车是需要“伺候”的。同志们，“伺候”自行车并非是一桩易事，你要经常地对它进行保养、维修，更换零部件等。而且，常年骑自行车，一定会使你的前列腺受到长期的压迫，就像在放水的小胶皮管子上压一块大石头似的。这样子，特别是在三九天里，你的立式排尿就会有些问题，而且状态非常荒唐。所以，我听从了一个养生爱好者的建议，不骑自行车了，改坐“大汽”（公共汽车）或者坐“大辫儿”（无轨电车）上下班。
　　二
“在这之前的之前”，城市里是有“自行车流”的。尤其在下雨的时候，在高处选择一个可以俯瞰的角度，你会发现自行车流特别的好看。每个骑自行车的人，或者穿着各种颜色的雨衣，或者像玩杂技似的举着一把花伞，姹紫嫣红地在雨中浮动，像一群流动着的彩帆，很有诗境，也让人梦魂萦绕。毕竟那个年代我还很年轻，天下不服，喜欢战斗。但就是在那样一个咄咄逼人、敢想敢干的状态里，我也从未产生过买一辆小轿车开开的念头。这是多么令人费解的事情呀。
在那十几年骑自行车上下班的日子里，我的自行车一共换过三辆（“永久”、“孔雀”和“凤凰”），换句话说，是骑坏了三辆（不包括丢的那辆一天未骑的“国防”牌新车）。我记得，*后一辆自行车还是七成新的，枣红色的车身，有一点坤车的味道，但是，骑着它的却是一个十足的男人。于是，骑自行车骑“生气”之后，我下定决心把它送给我的连襟了。
“在这之前的之前的之前”，即在我骑自行车之前——这要说到我的少年时代了——这叫回顾。在我的少年时代，不要说骑自行车，连尘土飞扬、马铃儿哗哗响的马车都极少有机会坐上去。换一句话说，即那时候脑子里根本没有坐车的概念，出门就是走路。
每天必走的路是上学与放学的路，而且没有一个人对行走提出过什么异议，或者认为有什么安全隐患，更没有什么家长接送，乃至什么“好苗苗送子车”之类的事情。在那个不成熟的时代，我眼中的世界很小很小，除了黄天霸、姜子牙还有古巴，根本就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我*崇拜的贝娄和辛格这么俩人。现在，只要是到了上学或者放学的时间，你就看吧，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校园外挤满了来接送学生的人，排满了来接送学生的轿车、送子车。这些车各种档次的都有：尼桑轩逸、本田思域、凯美瑞、马自达6、东风雪铁龙凯旋、皇冠、沃尔沃、奔驰、宝马、颐达、骐达、伊兰特、飞度、威驰、雅绅特、乐风、悦达起亚、波罗、本田雅阁、尼桑天籁、丰田花冠、标致307、毕加索……但是，几年下来，前来接送的人员又忽然不同了，过去是由哥哥姐姐，或者父亲母亲，或者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来接，现在这样的人少了，增加了一些专职阿姨、办公室的干事、父母的司机，或者专门负责接送孩子的钟点工。我们那个时代不存在这种事，除非是在学校惹了祸，学校责令家长把孩子领回去。
总之，出门无论干什么，都是走。我记得我们几个小崽子或者小孩儿（那个时代被称做“小朋友”是很奢侈的）上公园去，从道里一直走到南岗。不要说在市里了，就是到县城或乡下的亲戚家，普通的百姓也都是扒货车去。当然，那个时代并不是没有公共汽车，有，而且还有有轨电车，但是，坐车的大都是些领导或者侨居在这座城市的外国人。我们只是一个个走在车外的贪婪的看客。尽管贪婪，也从来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也会堂而皇之地坐上这种车，总觉得坐车是与己无关的事。有时候到乡下去，能搭上一段马车，仁慈的上帝呀，简直欣喜若狂了，如同中了彩票一样。
后来，城市发展了，国家发展了，进步了（变化其实是一种进步），才开始有了自行车。这里需要提示一下，现在的人也走路，但绝不是坐不起车，或者买不起车，乃至单位没有提供车给他坐，而是为了锻炼身体，为了减肥。有一年，我在温哥华看到几个洋人骑自行车，当地的华侨作家见我的表情有些庸俗的变化，便跟我解释说，他们并不是买不起轿车的穷人，而是有钱人，骑自行车是为了锻炼身体、娱乐……
我说，我知道，我知道，他们准备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吗？
华侨作家说，那倒不是。
我们伟大的国家和这座英雄辈出的城市，包括我本人开始骑上自行车的时候，世界已经进入70年代了。而今，居然想到要买一辆小车，真是有点匪夷所思，不知今夕是何年了。
　　三
清楚地记得，我从连襟家出来，心里真的有点舍不得自己的那辆自行车。那些年，它帮了我多少的忙啊，驮煤气罐，搞对象，带孩子上学，上领导家送礼，去火车站接样子古怪的文人朋友，跟一些不着调的人郊游，等等。唉，送过自行车之后，那真是：“一步一远兮，足难移”哟……
把爱恨交加的自行车送走以后，我开始改坐“大汽”和“大辫儿”。由于中国人口的大幅度增加，坐车的人越来越多，使得“大汽”十分拥挤，乘客之间经常因为拥挤过度或者拥挤不当而相互打仗。我本人就差一点儿打过一仗，主要是对方挑衅。另外，那个时候我的个人修养不太好。我正准备要教训一下对方，对方立刻说我骂他了，显然他是软了。我轻蔑地说，狗屎。便放弃了武力训诫对方的方式。另外，那时候我刚刚到文联工作，是文人了，再打架就不合适了。
坐“大辫儿”时代的故事很多。
记得有一次，我坐“大辫儿”回家的途中，在车中间的交接处，看到一对老年恋人。在拥挤的乘客当中两个人默默无言，彼此传递着深情的眼神儿。看着这种情景真是让人同情，让人心酸。我当时就想，如果他们有一辆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大辫儿”该多好。
又是许多年过去，国家改革我也改革了，上下班改为坐小巴了。
这里还要扼要地回顾一下。
70年代末，我是开过面包车的，那时候我在市城建局工作，职务：驾驶员、司机、“车豁子”（俗号），开一台崭新的熟蟹子壳色儿的面包车。开着这台车在哈尔滨行驶非常特别，相当招摇。当时，这座北方名城只有两台面包车，因此车一上路，每天都能牵动很多人的眼球，甚至有人在我的车前摄影留念。
我毕竟还是一个社会人，自然有一些杂七杂八的朋友，所以，在那个让人笑个倒仰的年代里，有许多新娘就是坐我的这台面包车嫁到婆家去的。粗略地算一下，坐我车的新娘至少不下五十位。而今，城里的面包车海了去了，而且已经“降格”为私人营运的车了。乘坐这种私人营运的小巴比乘坐“大汽”和“大辫儿”贵一块钱，但是，它方便，快，保证人人有座。可以这样讲，2000年之后坐小巴的乘客，大都是一些正走在致富征途上的个体户，当然，也含着极少数像我这种靠稿费贴补生活的业余诗人。
属于私营性质的小巴车和“大汽”、“大辫儿”是同一个站台。所以，同样等在站台上坐小巴走的人就或多或少有一点优越感、牛皮感，显出一副得意的样子——要知道，这种庸俗的状态是许多人毕生的追求啊，特别是那些处处仰人鼻息的人、俯首帖耳的人，不得不阿谀奉承的人，人下人的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就更是如此。还有，小巴车上，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无论司机还是女乘务员，都瞧着不美，而且都很邋遢，都有一股汗泥味和廉价的刺鼻的化妆品味儿。
有一阵子，城市的居民管这种私营的小巴叫“疯狂老鼠”。它们的确像发了疯的老鼠一样在城市的街道上乱窜。随着伟大祖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个人创作热情的高涨，稿费标准的小额提升，个人收入的增加，我决定改坐“的士”。这倒不是什么虚荣心，而是小巴车的车况也越来越差，而且，经常超员行驶，加了不少小凳子，像塞满了各种杂物的逃难车，人在里面几乎透不过气来。特别是当一爿异常肥硕的臀部像一面张开的降落伞似的罩在你那张由于熬夜而变成绿豆色的窄脸上时，你就彻底地灰心了。
加上2000年以后，本人虽然还不算极其老，但也绝不能说还极其年轻。于是，我开始重新思考：如果自己不是纯粹的葛朗台的话，那就应当改乘“的士”了，该换一种新的代步工具了。
当然，我非常清楚，每天20元的出租车费可以买750克猪肉和一只三黄鸡，但是“打的”上下班，坐着更舒服一些。人坐上“的士”了，可以长长地舒一口气，侧过头来，看到那些仍然在坐“大汽”、“大辫儿”，或者小巴的同胞、同伙（过去，我们常在站台上一边等车，一边聊天儿——他们都非常关心世界形势，喜欢拿一些国家元首开涮），心想，阿成同志不行了，累了，有疲劳感了，坚持不下来了，恕我先走一步去坐出租车了。
四
我们还是回到买车的话题上。
从2000年到2005年期间，我并不是没有遭遇到买车问题。这期间，城市里的私家车已经出现了，城里的每条街道上都有私家车在跑，而且增幅很大。先是一些有钱人，接着是年轻的、漂亮的、表情严肃的二奶，个别受贿者及其乐不可支的家属。他们都开着各种牌子的私车，像凯旋、毕加索、轩逸、迈腾，等等，招摇过市，牛皮过市。而且他们选择的车号都是有几个“8”，或者几个“6”，明确地彰显着他们的欲望和与之相对应的祈祷。
接下来，好人、纳税人、梦幻之人开的私家车也越来越多了，随处可见了。
不过，我很不屑，心里那张脸对此情此景非常地鄙夷。当然，这种表情、这种心理相当复杂，相当庸俗，相当矛盾，相当蛮不讲理，也相当地自欺欺人。必须承认，从2006年以后，即我历经了差不多六年多的打车生活之后，一种魔鬼般的买车念头逐渐地在我的再出点交通事故。俗话说得好，常在江边走哪有不湿鞋的。你不撞他，他还撞你呢。尤其是黑龙江这个冰雪路面，一辆车刹不住，后面一撞一串儿，穿糖葫芦了，没招儿。再加上平时的剐剐碰碰、交警罚款，一个月下来两千元以上。爷们儿，你养一个儿子一个月才多少钱？你孝敬父母一个月给他们二老多少钱？买一个车就等于你多领养了一个儿子，多养一个爹。
“好兵帅克”问我，你希望多养一个爹吗？
我说，继父还可以。别的不行。
“好兵帅克”乐了，问，那你希望领养一个儿子吗？
我说，不希望。
“好兵帅克”说，这不结了。有了车，你还得好好伺候它呢，刷车、洗车、维修。这下你可有活儿干了，你要是100万元的“奔驰”还行，还是辆三四万元的小扯淡、小玩闹的便宜车，这么伺候它，你说滑不滑稽？爷们儿。
我说，滑稽。
“好兵帅克”说，所以呀，还是打车便宜。往上一坐，首长一样，让上哪儿上哪儿，车坏了，撞了，罚款了，一切与你无关，拍拍屁股走人，、车钱都免了。另外，咱哈尔滨不像北京，地界大，听说现在整的都快八环了，没车根本不行，逼着你买车。咱哈尔滨，*长的路半个小时到了，那还得是堵车，所以用不着买车。是不是？爷们儿。
我说，是。
到了目的地之后，交了车钱我就下车了。没想到，“好兵帅克”又把车门打开，喊着说，对了，爷们儿，还有停车费呢，我刚才没算停车费。现在，车停哪儿都得交钱，少则2元，多则6元。还有，你有车了，好朋友就来找你，用车送一趟吧，或者借车用用，你送不送人家一趟？你借不借车给人家用用？所以，爷们儿，我劝你别买车了。
我心里想，“好兵帅克”说得对呀，过去我给单位开面包车的时候经常送邻居上医院，给朋友送亲、送站，一天到晚，风天雪天，节日假日，求车的人更多了。
于是，我咧嘴笑了笑，对“好兵帅克”说，他妈的不买了。
“好兵帅克”说，哎，这就对了。
说完，他砰地一声关上车门，扬长而去了。
　　五
但是，买车的念头已经像一颗生命力极强的种子似的在心里头扎根了，并且在心里逐渐地成胎，先是车轱辘，然后是车骨架、发动机，就差组装成形了。的确，在这一段“生长期”或“组装期”当中，在和朋友闲聊天儿的时候，有关车的话题也多了起来。
这是2006年末和2007年初的事。坦率地说，这段日子我活得有点茫然。在心里，我自己对自己说，老哥，有点茫然了吧，是不是有点不成熟啊？是啊，是啊，姜也并不都是老的辣呀。这车有点像一个实实在在的挡不住的诱惑啊。
后来，终于顶不住“生长期”或“组装期”的日臻完美，其形象越发的亮丽与灵动，在我女儿楠楠的多次怂恿之下，我决定打车去“车市”看一看。
楠楠说，老爸，不买没关系，看一看也不花钱，就当你深入生活了。
楠楠家有车，但我从来不坐，我宁可打车或者走也不坐，坚决不坐。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的一个同学、朋友、工友、跑长途的铁杆搭档、外号“刘皮拉基”的司机同事——看来，在说我为什么“坚决不坐”之前，需要特别地介绍一下他，因为接下来的很多事都与他有关，是本故事的男2号，或者男1号的8角。
“坚决不坐”的事先按下不表。
“刘皮拉基”是个混血儿、两合水——属于“二战”时期的第二代产品：先是他俄国的奶奶跟一个中国人结婚，然后，是他的两合水的爸爸跟一个中国女人结婚，生了他。
“刘皮拉基”长得挺帅，眼睛是灰色的，有点儿像狼眼睛那样凶狠，那样茫然。他会讲俄语，但水平极其一般。一次，他开大卡车去他的女朋友家做客，一家人整的挺热闹的，跟未来的大舅哥嘴对嘴干了好几瓶啤酒，那家伙乐的，都是狂笑。结果乐极生悲，出事了。事情是这样的，“刘皮拉基”吃饱了，喝足了，腆着肚子满面红光地出来了，准备拉未来的老丈母娘去逛逛街——这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潮乎乎的、彪了巴叽的老丈母娘也喝高了）——上了车之后，“刘皮拉基”打着火，挂上倒挡倒车，不倒车出不去呀。结果，把一个蹲在卡车后面玩儿的邻居家小孩儿给轧死了。那个小孩儿是学校少先队的小队长，一道杠。天哪，一趟街的人都出来了，都愤怒地看着他……
“刘皮拉基”因此被公安局拘留了两个多月，并被交通警察大队吊销了驾驶证（不过，“刘皮拉基”现在混得很好了——此为后话）。总之，这一不幸的事件在我的心里埋下了一个深深的阴影，我作为一个老丈人，绝不希望在我身上出现“一道杠”的悲剧，我不想做“刘皮拉基”第二。这就是我为什么“坚决不坐”女儿家的车的原因。
在我走上写作这条不归路之前，是一名卡车司机，不仅如此，本人还毕业于半工半读的汽车学校呢，属于科班出身。我还记得当初路考的情景。负责那次考试的是一个爱养金鱼的考官，人很严肃。考试那天我穿了一双回力牌球鞋。我的桩考、路考一切都完成得很顺利，但是，在*后一步，靠边停车的时候，有一个手推车从旁边强行通过，我在处理上有一点点不妥。这个教官看了看我脚上的回力牌球鞋，签了“合格”，我就下车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考官不但爱养金鱼，还爱打篮球。
从半工半读的汽车学校毕业之后，我还曾在车队当过汽车驾驶的教练员。一共有好几个青年工人是我的徒弟。我成天拉着他们在城市里到处乱转，挂着“教练车”的牌子到处招摇，当教练也很自豪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