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知识分子的批判

·讲堂·澡堂(译序)
    大学四年读的书不算少，但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深的竟
是英语教材Eng Through Reading 的一开篇，乔德(J0ad，
c．E．M．)先生的两句话：“史书中出现次数*多、也*风光
的人，绝大多数是大的征服者、将军和勇士，而那些真正推动
文明进步的人，史书常常只字未提。我们不知道是谁**个接
上了断腿，是谁**个制造了海船，是谁**个算出一年的长
度，是谁**个给田地施肥；但我们对那些杀人狂和破坏者却
了如指掌。”作为一名历史系新生，我当即为乔德先生新颖、
独特的历史观所震撼、所折服。从那以后，我就坚信，史书是
靠不住的，里面有太多的夸张、想象、歪曲和不公正；我还坚
信，早晚有一天，我们将对历史来一次彻底的“拨乱反正”，
也许那些真正创造历史却不为人所知的“真英雄”会永远地
不为人所知，但那些风光无限的“伪英雄”会受到重新的审
视和评定，现出其本来面目，落于其应有位置。从那以后，我
逐渐养成了这样一种思维习惯：只要谈及某个万民景仰、俨然
 神圣不可侵犯的“大人物”，我首先想到的是他值不值得如此
  的荣耀，换句话说，他得到的荣耀中有多少是该得的，有多少
  是有待祛除的“迷魅”。
    我有时问自己：为什么近两年老是与那些被奉为“人类
  良心”的批判知识分子过不去?想来与我大学期间养成的上
  述思维习惯是有关的。批判知识分子虽说不掌握权力，但往往
  具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感召力。他们显然属于万民
  景仰、俨然神圣不可侵犯的“大人物”，所以也就很自然地成
  了我怀疑、批判的对象。
    当然，说到批判知识分子，就不得不提20世纪那个激动
  人心的80年代，那个批判知识分子的“黄金期”。他们带有
  强烈政治浪漫主义色彩的摇旗呐喊使得中国的改革有了速度，
  却失了节奏。从发展的角度看，80年代末的那盆劈头盖脸的
  冷水浇得可谓恰逢其时，否则，在过热的大脑支配下的过热的
  改革有可能葬送改革本身。冷水浇过后，批判知识分子的大脑
  清醒了许多。以往的那种真理在握的自豪感、救国救民的使命
  感、顶天立地的伟岸感刹那间烟消云散，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开
  始由激情地批判社会转而理智地反思自身。从“岗位意识”
  到“民间意识”，从“告别革命”到“新左派”，这些都是自
  我反思、自我批判的体现。
    本人才疏学浅，不敢妄称批判知识分子的一员，只是有幸
  经历了那个年代，有幸体验到了被冷水浇的感觉。“苔花如米
  小，也学牡丹开”，一种想要认清批判知识分子，从而也认清
  自我的冲动在我心中油然而生，拂之不去。
 然而，我之所以热衷于揭批判知识分子的短，主要原因还
不是上述的这些。我这样做主要是基于我对我们目前所处的时
代——“后现代”的认识。
    人类历史可划分为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三个阶段。
    前现代的人类社会就像一座教堂，充满神秘气氛。教堂里
的人一个个都正襟危坐，不苟言笑。你看不出他们的真性情、
真面目。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是仪式化的，而不是自然的；是神
性的，而不是人性的。这种神秘气氛是各种非理性话语和行为
的温床。置身于神秘气氛中的人极容易受制于某种心理暗示而
形成集体性盲从。他们可以轻易地相信有的人能腾云驾雾，有
的人有三头六臂。所以，“神秘”的结果往往是“迷信”，迷
信“上帝”，当然也迷信“上帝”的代言人——“牧师”。在
他们眼中，牧师被一层神秘的光环所笼罩，是一种介于人神之
间的特殊动物，仿佛不需要吃喝拉撒，也没有七情六欲和各种
尘世的烦恼。
    现代的人类社会就像一座讲堂。讲堂不像教堂那般庄严、
肃穆、神秘；讲堂里的人也不像教堂里的人那般拘谨。然而，
讲堂与教堂的共同之处在于，里面的人都是不平等的，都是有
人在讲，有人在听，只不过教堂里的主讲人叫“牧师”，而讲
堂里的主讲人叫“教师”、“老师”、“导师”等诸如此类。饶
有兴味的是，讲堂里的“教师”大多出身于教堂里的“牧
师”。对“意义”或某种“信仰体系”的追求是两者的共性。
 德国知识分子
    [德]戈洛·曼
    德国浪漫派诗人克莱门斯·布雷坦诺曾写过一篇短篇小说，
在小说中，叙事人(即布雷坦诺本人)被问及自己的职业。由
于某种甚至他自己都不清楚的原因，他无法让自己回答说，他
是一名作家。所以，犹豫片刻，他答日：书吏(sc汕e)。这是
1800年前后的事。大约130年后，德国的一名教授在研讨班上
被要求就路德维希·克拉格斯发表看法。“克拉格斯，”他答道，
“我认为是一名真正的思想家，尤其就他的早期著述而言。不
过，为何不坦率回答呢?克拉格斯是一名靠自己养活自己的自
由作家，没有公职，没有稳定收入。所以，为了煳口，他必须
引发种种轰动效应，撰写垃圾著作。如果他有一所大学做后盾，
他就不必写这些无聊东西了；再说，要是他这样做的话，他的
同事们就会找他的麻烦。……”
    我时常听到人们表述类似的观点——而且比上面所言更缺
 乏同情心!没有谁比大学教授更受人尊重；没有谁在经济和道
德上比“知识分子”、“作家”、“文人”更不可靠。说真的，
人们在德国不得不拥有一份公职，一个级别，一个头衔。或许
这部分是由于马丁·路德的“天职”(calling)观念；部分是
由于德国历史上其实很少有都会性城市，以至于缺乏都市公
众，作家不得不寻求王公贵族的资助，以及图书馆管理员、传
道士、家庭教师、剧场管理者等职位。几乎可以说，独立的政
论作家直到19世纪晚期才出现。当他*终出现时，公众把他
视为某种外来的、波希米亚式的而且可能具有颠覆性的存在。
每一位中学教师都觉得自己的地位高于马克西米利安·哈登，
甚至往前推，也高于海因里希·海涅。
    比较而言，大学教授非常接近社会金字塔的顶端，哪怕他
探讨的主题——史学或文学批评、社会理论及一般哲学——与
“知识分子的”工作领域大同小异。他是国家的高级雇员，或
者说，直到20世纪早期，是他服务的王公贵族的高级雇员；
我相信，在旧时的奥地利，他拥有帝国军队的上校军衔。除社
会级别外，他在国家历史上也曾占据核心地位——而自由作家
却不可作如是观。大约在18世纪末，出现了德国精神自此赖
以存在的知识力量的发展，这种发展大部分——并非全部——
被导入了学院系统。康德在东普鲁士，然后是谢林在巴伐利
亚、费希特在柏林、黑格尔在海德堡和柏林，所有这些都成了
影响深远的事件。从此以后，杰出的教授就是知识领袖。他们
是梅特涅时期晚期的保守主义者(尼布尔、兰克)、19世纪
4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乌兰德、达尔曼、德罗伊森)、俾斯麦
支持者(特赖奇克、济贝尔)、威廉二世支持者(哈纳克、维
 拉莫维茨、桑巴特)、威廉二世反对者(马克斯·韦伯、弗里
    德里希·迈内克)。他们当中既有近乎自我讽刺的自命不凡之
    人，也有影响巨大的散文作家。我不想给大家这样的暗示：他
    们总体上比他们的西方同行更优秀，蒙森比布瓦西耶更伟大，
    或者特赖奇克比西利更伟大。但是，在英国和法国，大学是有
    竞争对手的；伟大的小说家、成功的文人远比学者风光。在德
    国，大学似乎享有受人尊敬的知识人物的垄断权。叔本华对自
    己不是教授颇感自豪，同时也颇感愤懑。实际上，他曾经试图
    成为一名教授。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亦然；甚至卡尔·马克思
    亦复如是。
    近来，德国教授的地位正在一点一点地衰落；之所以如
    此，部分是因为他在希特勒时期没有令人钦佩的表现；从更一
    般的意义上说，是因为那个深刻而广泛的变迁过程，由于没有
    更恰当的字眼，我们不妨称之为“德国社会的美国化”。不
    过，即便在1954年，一项有关各种职业地位高低的民意测验
    仍得出如下明确的结果：大学教授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他的
    地位依然高于实业家、工会领导人、国会议员。该民意测验显
    示，作家的地位远低于小学教师。
    教授受雇于国家，从事某种工作，所以，他认可权威，也
    就是路德的“当局”  (Obrigkeit)。一位著名哲学教授曾当着
    我的面儿评论说，他与政治没有关系。——当房屋着火时，你
    难道不会试图提供帮助吗?——是的，他平静地答道，当房屋
    着火时，我会通知消防员。灭火，解决政治或经济危机，是一
    种不得不学的技能。他未曾学过这种技能，但他曾学过理性思
    考。……而如果教授讨论政治问题，那么，自然而然地，他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