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断三国-袁绍篡位阴谋破产记

**章　本初元年：一个诡异名门的崛起
　　本初元年，一个普通的年份，以“袁安困雪”闻名的袁氏家族出了一个三公，一个新的豪门诞生了。一股诡异浮上皇都城头，“当涂高”诞生了吗？
　　**节　洞房里的“斗争”：新贵袁氏与元勋马氏的联姻
　　公元140年，在东汉帝国首都洛阳举办了一场世人瞩目的婚礼。男方贵为九卿，女方既是海内名儒，又是开国元勋后裔。这样的豪门联姻理应隆重而热闹，可他们的婚礼却是异乎寻常的安静和短暂。更奇怪的是，新郎新娘步入洞房后，似乎并不急于享受鱼水之欢，而是在被窝里展开了一场严肃的对话……
　　汉顺帝刘保在位的公元140年左右，在东汉帝国首都洛阳城内举办了一场备受世人关注的婚礼，因为新婚夫妇都出身显赫，有着浓厚的政治背景：新娘是海内首席大儒、南郡太守马融的女儿马伦，新郎则是当朝太仆袁汤的小儿子袁隗。
　　东汉帝国政府包括中央与地方两个系统，司马彪的《续汉书•百官志》对此有详细的介绍。　
　　在法理上，东汉中央政府的核心是皇帝本人，皇帝之下是被称为“上公”的太傅，但这个官职并不常设。太傅之下，是大将军和“三公”：太尉、司徒与司空。以上太傅、大将军、太尉、司徒与司空五大臣也被称为“宰相”，各设独立的幕僚班子，也就是所谓的“开府”。　大将军之下设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三公之下设“九卿”，即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太鸿胪、宗正、大司农和少府。卫将军之下，又有前、后、左、右将军，以及众多将军和校尉；九卿之下，又有尚书令、御史中丞、太史令、执金吾、大长秋、光禄大夫、太子太傅、将作大匠等职，由于数量太多，就不在此详细列举了。
　　东汉地方政府的建制结构并不比中央政府简单。东汉版图划分为13个州，即：司隶、豫州、冀州、兖州、徐州、青州、荆州、扬州、益州、凉州、并州、幽州、交州，每州设刺史一人（司隶无刺史，设司隶校尉），统管当地政务，并有少量军权。州以下，并设“郡”和“国”两个平等的行政单位。郡设太守，直接受刺史管辖；国设国王，国王们都是刘姓皇亲，直接向皇帝负责。郡设郡丞，国设国傅和国相，作为郡太守和国王的副官。郡下设县，常住居民满1万户以上的大县设县令，不满1万户的小县设县长。县以下，又有乡、亭、里、什、伍5等行政单位，*小的“伍”仅管辖5户居民。
　　通过以上的简介可知，袁汤担任的太仆是九卿之一，属于中央官员；马融担任的南郡太守是地方官员，隶属荆州刺史管辖。秦汉官职的高低与俸禄的多少成正比，因为当时的货币经济尚不发达，俸禄都用粮食结算。太仆的俸禄级别是“中二千石”，太守的俸禄级别是“二千石”。每月俸禄是120斛粮食。以此折算，袁汤的月薪约为8500元人民币，马融的月薪约为5700元人民币。汉代的粮食生产率和经济规模远不及现代，所以这样的收入水平在当时都属于高薪，足够这些高官购置几座宅邸，娶几房妻妾，养十几个子女了。
　　古人结婚都讲究门当户对，强强联合的豪门联姻在汉代并不罕见。不过，袁隗与马伦此次婚姻却是开国元勋后裔与新贵之间的联姻，马家与袁家又都是海内闻名的书香门第，其中蕴含的政治和文化意义深不可测。
　　马融的开国元勋后裔身份并非浪得虚名：他是东汉名将马援的侄孙，马融的父亲马严也是社会名流。马援南征交阯时，听说马严和弟弟马敦喜好评论他人长短，便从南方前线写信，规劝两人收敛。这封信文词恳切，富有哲理，后来以《诫兄子严、敦书》之名，被收录入《古文观止》。自从马援的女儿嫁给汉明帝为皇后之后，马家便富贵发达，与光武帝的母家樊氏、妻家郭氏与阴氏合称东汉的“外戚四姓”，子孙世袭侯爵，合称“四姓小侯”，被蔡邕誉为“婚姻帝室，世为名族”。顺帝一朝正是东汉帝国深陷汉羌战争泥潭的时代，而马家不仅是外戚和将门，而且还是关中望族，所以马融和哥哥马续、族弟马贤都被朝廷委以西北国防重任：马续任度辽将军，马贤任征西将军，马融在去荆州担任南郡太守之前，也在汉羌战争*前线的武都郡担任太守。
　　戎马之余，马氏兄弟都喜好研究学问，尤以马融的名气*大，成就*高。汉顺帝时期虽然在军事方面乏善可陈，但在学术方面却取得了极大的成果。马融是传奇女学者班昭的学生，后来与张衡、王符、崔瑗、许慎等一流学者结为密友，广泛吸收他们的*新研究成果，而又能取长补短，所以被公认为当时*渊博的学者。马融仿效孔子，广收门徒数千人，其中能进马家大门的有400余人，而有资格升堂入室，当面向马融请教的只有50余人。除了这不足500位高徒之外，其它的几千人只能候在门外，向那些大师兄们请教。北海人郑玄不远千里到马融家求学，过了3年都没能见上老师一面。更有甚者，马融的生活作风奢侈放荡，经常坐在紫红色的大帐内，让学生们跪在帐前，让歌伎舞女列在周围表演，很少有学生能不分心。这个故事非常有名，所以后世的学者讲课就被称为“设帐”。
　　因为过度追求时尚，“二千石”级别的俸禄难以满足马融的物质需求。为了维持自己的高档生活水平，马融利用为官之便，四处贪污纳贿，因此饱受责难，马续的女婿赵岐就因此与他绝交。这位赵岐并非无名之辈，他是*早重视并研究《孟子》的学者之一，其名著《孟子章句》至今仍是《孟子》*权威的注释参考书。后来，赵岐主持调解袁绍与公孙瓒之间的冲突，公孙瓒曾经把他比作周朝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周公和召公。然而，马融尽管是个令亲友和民众反感的贪官，毕竟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其东汉首席学术权威的地位无可动摇。
　　马家人才辈出，在东汉末年的风云人物中，马日磾、马腾、马超等人都是马融的亲戚。马融的学生之中，以卢植、郑玄等人*为著名，而公孙瓒、刘备等人是卢植的学生，崔琰、程秉、国渊、郗虑、王基等人又是郑玄的学生。这样看来，马融真可谓“门生遍天下”。
　　与马家不同，袁家并非东汉的开国元勋，而只能算作家族成员世代为官的所谓“公族”。新郎袁隗的父亲袁汤是光禄勋袁彭之弟，司空袁敞之侄，侍中袁京之子，司徒袁安之孙。世卿世禄的传统在中国源远流长，东汉后期虽然还称不上“下品无士族”，但“上品无寒门”却俨然已成为社会秩序的一部分。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家族作后盾，是难以在官场上长期立足的。
　　袁家祖籍汝南郡汝阳县（今河南省周口市西），相传是虞舜的后裔。春秋时期，袁家成为陈国的主要贵族，其后代也大都定居于周边的原陈国版图境内，直到活跃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项城人袁世凯，都没有离乡远徙过。自从袁安的祖父袁良开始，这个家族在《孟氏易》的研究领域内颇有成就，受到东汉政府欣赏，兴旺发达起来，有了些豪门气象。《孟氏易》是西汉学者孟喜撰写的《易经》学专著，将战国时期新兴的阴阳学、天文学和历法学知识与传统的周易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由此创立了一个全新的易经学派。在玄妙的“卦气”领域，孟喜的建树特别多，四正卦、十二月卦、六日七分等理论都可以追溯到他的著作。但《孟氏易》中也掺杂有许多神秘主义思想，特别是它与两汉时期流行的图谶结合起来，用异常天象预测人事吉凶，成为后世许多迷信思潮的理论鼻祖。袁家世代沉迷于此书，袁绍的曾祖父袁京曾著有长达三十余万字的易学专著《难记》，袁绍的堂弟袁满来病逝时虽然只有15虚岁，也被蔡邕誉为“明习《易》学，从诲如流”，所以袁家成员的思想无法不受其毒害，后来袁绍、袁术兄弟的历史悲剧也证明了这一点。
　　袁家的崛起，与东汉的时代大潮息息相关。公元60年前后，汉明帝从中亚地区引进了希腊化的佛教。在中国，佛教借助道家著作迅速本土化，同时又促进了道家思想的宗教化。早期的佛教徒和道教徒甚至宣称，释迦牟尼就是晚年经秦国西行的老子，所以佛教与道教其实是一回事。很快，汉明帝的弟弟楚王刘英便成了中国*早的佛教徒兼道教徒。但拜佛颂道并没有给刘英带来安宁和幸福，他在公元70年被指控谋反，失去王爵，次年便自杀了。“楚王案”迅速扩大化，前后共有上万人遭到牵连，其中包括大批佛教徒、道教徒和开国元勋、知识分子。在这种局势下，袁安出任楚郡太守，致力于平反冤假错案，前后拯救了四百余家嫌疑犯的生命，从此名满天下，官运亨通。
　　公元83年，袁安升任太仆，主要负责管理皇宫内的车马，并督造近卫部队使用的武器。当御驾出行时，太仆常要亲自为皇帝驾车，而坐在他们身边的，则往往是东汉政府中*有权势的大将军。汉朝人除非生病，否则很少坐轿，所以皇帝只要出远门，大将军和太仆就会和他坐在同一辆马车里。这个被称为“乘舆大驾”的同车三人组合是何等重要，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们之间说的每一句话都很可能是国家大事，而这种对话又经常发生。作为御用驾驶员，太仆虽然要集中精力驾车，却无疑能够耳闻许多重大机密，增进对时局的了解，自己也可能会时常发表一些意见来影响国策。另一方面，太仆也往往成为皇帝在朝廷里的传声筒。能够出任太仆，说明袁安的驾马车技术很高明，为人忠实可靠，不会轻易泄漏机密信息，在政治上深受皇帝的信任和器重，因而能够参予中枢决策。
　　需要袁安当皇帝传声筒的时机，很快就到了。因为在匈奴政策上与汉章帝保持一致，坚持以和为贵，袁安在公元86年升任三公之一的司空，成为袁家“四世三公”中的**人，后又出任司徒。升任三公以后，袁安比当九卿时增加了许多特权，这点在服饰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东汉时期，三公、九卿、诸侯们不仅有五彩斑斓的华丽官服，到了皇帝举办重大祭祀时，他们还可以戴上一尺二寸长、七寸宽的冕旒，也就是在冠上加一块系有多串玉珠、前圆后方，象征天圆地方的木板。对于冕旒的功能，《大戴礼记》的解释是这样的：“冕前面安装旒，为的是遮蔽光明；用统絖塞住耳朵，为的是令听觉迟钝。因为河水太清澈了就没有鱼，人太精明了就没有支持者。”后来，被称为“统絖”的玉珠不再塞入耳朵，而只是象征性地挂在耳边，改名叫“充耳”，于是就有了成语“充耳不闻”。无论是冕旒还是统絖，都在提醒君主和贵族大臣们，要注意抓大放小，不必什么事都管，甚至应该适当地装聋作瞎。
　　东汉时期，皇帝戴的冕旒上挂有12串白玉珠，即所谓“十有二旒”。贵族、官员们戴的冕旒则不同，木版后端不系玉珠串，只有前端系，成色也较差：亲王应当戴系有9串赤玉珠的冕旒，即所谓“九旒”；三公与诸侯应当戴系有7串青玉珠的冕旒，即所谓“七旒”；九卿应当戴系有5串黑玉珠的冕旒，即所谓“五旒”。头戴冕旒、身着朝服的官员仪态非常高贵潇洒，望上去犹如神仙下凡一般。
　　除了制服有改善之外，升任三公以后，袁安还有权“开府”，也就是建立自己的独立衙门，其中包括48～71名幕僚，而三公之府合称“三府”。在府中幕僚里，周瑜的高祖父、庐江人周荣*得袁安的信任。在府外，袁安还有大批追随者，特别是他的“故吏”（老下级）鲁恭尤其得力。在袁安的大力提携下，一个官官相护的新政治团体正在隐然形成之中。
　　和抚匈奴的政治态度是一把双刃剑，它能让袁安平步青云，还能让袁家未来长期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支持，但也让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袁安升任司空三年后，公元89年，外戚领袖、车骑将军窦宪发动了对北匈奴的战争，遭到袁安的激烈反对。甚至在窦宪凯旋归来之后，袁安的批评意见仍然不断，特别是他坚持让南匈奴返回漠北，而不是分而治之，与窦宪的意见相左。双方积怨难解，以至于窦宪多次威胁要派人刺杀袁安、周荣等人。而到了公元92年，袁安果然神秘地死去。两个月后，汉和帝便发动政变，彻底摧毁了窦宪集团。作为烈属，袁安的三个儿子：袁赏、袁京、袁敞都加官进爵。从此，这个后来被袁绍自诩为“世作辅弼，咸以文德尽忠”的家族步入了真正的政坛豪门行列。
　　袁京的儿子袁汤被公认为幸福的人，幸福得令人嫉妒。他沿着祖父袁安的宦途平稳前进，在汉顺帝在位时出任太仆，离三公只有一步之遥。袁汤前后共生育了12个儿子，但其中名字见诸史书的仅有四人：袁平、袁成、袁逢，以及开篇出场的那位新郎官袁隗。其中，袁平在少年时便夭折了，所以真正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只有袁成、袁逢、袁隗这三兄弟。
　　不难想象，像袁、马这种豪门联合举办的婚礼，如果放到隋唐以后，将会何等的热闹。但是，先秦与秦汉时期的婚礼文化与后世截然不同。按照儒家经典《礼记》和《仪礼》的规定，即便再显赫的家族联姻，婚礼也应当是安静和短暂的。作为一代儒宗，袁汤和马融当然不会容忍有违背《礼记》和《仪礼》的规定，也就是“失礼”的丢脸现象在自家子女的婚礼上发生。中国向来以“礼仪之邦”自居，“失礼”是莫大的丑闻。孔子曾经教育自己的儿子：“不学礼，无以立！”《诗经》甚至诅咒说：“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黄昏时分，新郎袁隗应当坐着漆成乌黑色的马车，与随从们乘坐的三辆马车一起，穿过洛阳城熙熙攘攘的街道，来到马家的门口迎接新娘。婚礼就从这时开始。汉字中的“婚”字，在古代与“昏”字通假，原本指的就是黄昏时分。如果在黄昏时因故无法举行婚礼，也可以改在清晨举行。总之，无论如何，都要避开日光充足的时间段。
　　婚礼之前，男方的父亲（也就是袁汤）应当先派媒人携带彩礼到女方家里去，询问女子的“名”，也就是她在姐妹中的排行序号（通常长女名“孟”、次女名“仲”、三女名“叔”、小女名“季”），这叫做“纳采”。汉朝女子和男子一样，除了“名”之外，还有“字”。男子应在他年满20虚岁的“冠礼”上取“字”，而女子则在纳采订婚之后，在象征成年的“笄礼”上取“字”，　而女子的婚前人生因此也被称为“待‘字’闺中”。婚后，人们通常只称她的“字”，不再称“名”。马伦之“伦”，就是她在纳采之后取的“字”。按照蔡邕为马伦撰写的墓志铭，马伦于光和七年（公元184年）去世，享年63虚岁，　所以她生于公元122年。汉代女子通常在15～20虚岁时出嫁，因此马伦与袁隗的婚礼应当举办于公元137～141年之间。
　　知晓女子的“名”以后，男方就可以到自家的祖庙内占卜吉凶。如果占卜结果吉利，男方便会再派使者携带礼物到女方家中报喜，这叫做“纳吉”。然后就可以正式送聘礼，这叫做“纳征”。“纳征”以后，才可以商议并确定婚期，这叫做“请期”。纳采、纳吉、纳征、请期这四个程序要花费男方家族大量的钱财，而女方家族也应准备相应数额的嫁妆。
　　婚期那一天黄昏，新郎之所以要亲自去迎接新娘，是因为中国古代奉行“男先于女”的社交原则。这次，他总算不用再带礼物了，只需要备好至少四辆马车。他将首先见到未来的岳父和岳母，岳母将亲自进屋去把女儿领出来。但是，新娘如果不同意这门婚事，也有不出屋的权力，这样婚事就只好取消。如果新娘顺从地出门，新郎就带着她、保姆和随嫁为妾者（通常是新娘的妹妹和侄女，如果有的话），以及女方准备好的嫁妆，登上自家的马车，即所谓“带着你的嫁妆，带着你的妹妹，一起来嫁给我。”新娘头上不罩面纱，而是戴着假发。新娘一行都必须身着黑衣，以示庄重。
　　在新郎和新娘登车时，还会出现有趣的场面：新郎得亲自坐上驾车人的位置，为新娘驾一次车。这肯定是女方家族成员*喜闻乐见的场面，因为驾车人的地位总比乘车人低贱。墨家等儒家的反对者经常就此指责说，儒家居然要求新郎给新娘驾车，违反男尊女卑的社交原则，“颠覆上下，悖逆父母”，简直大不孝。其实，这种驾驶只是象征性的，仅以车轮旋转满三周为限。如果新郎不肯照办，就是“非礼”，女方便有权以此为由，取消婚礼。孔子曾经为此大发感慨说：“即便礼法要求新郎表现得这么恭谨，新娘还有不肯出嫁的啊！”可见先秦时期中国女权势力之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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