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化-现代化丛书：科学与人生观

张君劢的人生观与科学
　 读者如果不觉得我上边所讲的知识论讨厌，细细研究一遍，再看张君劢的《人生观》下半篇，就知道他为什么一无是处的了。他说人生观不为论理学方法所支配；科学回答他，凡不可以用论理学批评研究的，不是真知识。他说“纯粹之心理现象”在因果律之例外；科学回答他，科学的材料原都是心理的现象，若是你所说的现象是真的，决逃不出科学的范围。他再三的注重个性，注重直觉，但是他把个性直觉放逐于论理方法定义之外。科学未尝不注重个性直觉，但是科学所承认的个性直觉，是“根据于经验的暗示，从活经验里涌出来的”（参观胡适之《五十年世界之哲学》）。他说人生观是综合的“全体也，不容于分割中求之也”。科学答他说，我们不承认有这样混沌未开的东西，况且你自己讲我与非我，列了九条，就是在那里分析他。他说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之所能为力”；科学答他说，凡是心理的内容，真的概念推论，无一不是科学的材料。
　 关于*后这个问题，是科学与玄学*重要的争点，我还要引申几句。
　　科学与玄学战争的历史
玄学（Metaphysics）这个名词，是纂辑亚里斯多德遗书的安德龙聂克士（Andronicus）造出来的。亚列士多德本来当他为根本哲学（First Philosophy）或是神学（Theology）包括天帝、宇宙、人生种种观念在内，所以广义的玄学在中世纪始终没有同神学分家。到了十七世纪天文学的祖宗嘉列刘（Galileo）发明地球行动的时候，玄学的代表是罗马教的神学家。他们再三向嘉列刘说，宇宙问题不是科学的范围，非科学所能解决的。嘉列刘不听。他们就于一千六百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开主教大会，正式宣言道：
说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非静而动，而且每日旋转，照哲学上神学上讲起来，都是虚伪的……
　　无奈真是真，伪是伪；真理既然发明，玄学家也没有法子。从此向来属于玄学的宇宙就被科学抢去。但是玄学家总说科学研究的是死的，活的东西不能以一例相绳。（与张君劢一鼻孔出气。）无奈达尔文不知趣，又做了一部《物种由来》（读者注意，张君劢把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论归入他的人生观！），证明活的东西也有公例。虽然当日玄学家的忿怒不减于十七世纪攻击嘉列刘的主教，真理究竟战胜，生物学又变做科学了。到了十九世纪的下半期连玄学家当做看家狗的心理学，也宣告了独立。玄学于是从根本哲学，退避到本体论（Ontology）。他还不知悔过，依然向科学摆他的架子，说“自觉你不能研究；觉官感触以外的本体，你不能研究。你是形而下，我是形而上；你是死的，我是活的”。科学不屑得同他争口舌：知道在知识界内，科学方法是万能，不怕玄学终久不投降。
中外合璧式的玄学及其流毒
读者诸君，看看这段历史，就相信我说玄学的鬼附在张君劢身上，不是冤枉他的了。况且张君劢的人生观，一部分是从玄学大家柏格森化出来的。对于柏格森哲学的评论，读者可以看胡适之的《五十年来世界之哲学》。他的态度很是公允，然而他也说他是“盲目冲动”。罗素在北京的时候，听说有人要请柏格森到中国来演讲，即对我说，“我很奇怪你们为什么要请柏格森。他的盛名是骗巴黎的时髦妇人得来的。他对于哲学可谓毫无贡献；同行的人都很看不起他”。
然而平心而论，柏格森的主张，也没有张君劢这样鲁莽。我们细看他说“良心之自动”，又说“自孔孟以至于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可见得西洋的玄学鬼到了中国，又联合了陆象山、王阳明、陈白沙高谈心性的一班朋友的魂灵，一齐钻进了张君劢的“我”里面。无怪他的人生观是玄而又玄的了。
玄学家单讲他的本体论，我们决不肯荒废我们宝贵的光阴来攻击他。但是一班的青年上了他的当，对于宗教、社会、政治、道德一切问题真以为不受论理方法支配，真正没有是非真伪；只须拿他所谓主观的，综合的，自由意志的人生观来解决他。果然如此，我们的社会是要成一种什么社会？果然如此，书也不必读，学也不必求，知识经验都是无用，只要以“自身良心之所命，起而主张之”，因为人生观“皆起于良心之自动，而决非有使之然者也”。读书，求学，知识，经历，岂不都是枉费功夫？况且所有一切问题，都没有讨论之余地——讨论都要用论理的公例，都要有定义方法，都是张君劢人生观所不承认的。假如张献忠这种妖孽，忽然显起魂来，对我们说，他的杀人主义，是以“我自身良心之所命，起而主张之，以为天下后世表率”，我们也只好当他是叔本华、马克思一类的大人物，是“一部长夜漫漫历史中秉烛以导吾人之先路者”，这还从何说起？况且人各有各的良心，又何必有人来“秉烛”，来做“表率”；人人可以拿他的不讲理的人生观来“起而主张之”，安见得孔子、释迦、墨子、耶稣的人生观比他的要高明？何况是非真伪是无标准的呢？一个人的人生观当然不妨矛盾，一面可以主张男女平等，一面可以实行一夫多妻。只要他说是“良心之自动”，何必管什么论理不论理？他是否是良心之自动，旁人也当然不能去过问他。这种社会可以一日居吗？
　　对于科学的误解
这种不可通的议论的来历，一半由于迷信玄学，一半还由于误解科学，以为科学是物质的，机械的。欧洲的文化是“物质文化”。欧战以后工商业要破产，所以科学是“务外逐物”。我再来引一引张君劢的原文：
所谓精神与物质者：科学之为用，专注于向外，其结果则试验室与工厂遍国中也。朝作夕辍，人生如机械然，精神之慰安所在，则不可得而知也。我国科学未发达，工业尤落人后，故国中有以开纱厂设铁厂创航业公司自任，如张季直，聂云台之流，则国人相率而崇拜之。抑知一国偏重工商，是否为正当之人生观，是否为正当之文化，在欧洲人观之，已成大疑问矣。欧战终后，有结算二三百年之总帐者，对于物质文明，不胜务外逐物之感。厌恶之论已屡见不一见矣。
这种误解在中国现在很时髦，很流行。因为他的关系太重要，我还要请读者再耐心听我解释解释。我们已经讲过，科学的材料是所有人类心理的内容，凡是真的概念推论，科学都可以研究，都要求研究。科学的目的是要屏除个人主观的成见，——人生观*大的障碍——求人人所能共认的真理。科学的方法是辨别事实的真伪，把真事实取出来详细的分类，然后求他们的秩序关系，想一种*单简明了的话来概括他。所以科学的万能，科学的普遍，科学的贯通，不在他的材料，在他的方法。安因斯坦谈相对论是科学，詹姆士讲心理学是科学，梁任公讲历史研究法，胡适之讲《红楼梦》，也是科学。张君劢说科学是“向外”的，如何能讲得通？
科学不但无所谓向外，而且是教育同修养*好的工具，因为天天求真理，时时想破除成见，不但使学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无论遇见什么事，都能平心静气去分析研究，从复杂中求简单，从紊乱中求秩序；拿论理来训练他的意想，而意想力愈增；用经验来指示他的直觉，而直觉力愈活。了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种种的关系，才能够真知道生活的乐趣。这种“活泼泼地”心境，只有拿望远镜仰察过天空的虚漠，用显微镜俯视过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参领得透彻，又岂是枯坐谈禅，妄言玄理的人所能梦见。诸君只要拿我所举的科学家如达尔文、斯宾塞、赫胥黎、詹姆士、皮尔生的人格来同什么叔本华、尼采比一比，就知道科学教育对于人格影响的重要了。又何况近年来生物学上对于遗传性的发现，解决了数千年来性善性恶的聚讼，使我们恍然大悟，知道根本改良人种的方法，其有功于人类的前途，正未可限量呢。
工业发达当然是科学昌明结果之一，然而试验室同工厂绝对是两件事——张君劢无故的把他们混在一齐——试验室是求真理的所在，工厂是发财的机关。工业的利害，本来是很复杂的，非一言之所能尽；然而使人类能利用自然界生财的是科学家；建筑工厂，招募工人，实行发财的，何尝是科学家？欧美的大实业家大半是如我们的督军巡阅使，出身微贱，没有科学知识的人。试问科学家有几个发大财的？张君劢拿张季直、聂云台来代表中国科学的发展，无论科学未必承认，张聂二君自己也未必承认。
　　欧洲文化破产的责任
至于东西洋的文化，也决不是所谓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这种笼统的名词所能概括的。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没有功夫细讲。读者可以看四月份《读书》杂志胡适之批评梁漱溟《东西文化》那篇文章。我所不得不说的是欧洲文化纵然是破产（目前并无此事），科学绝对不负这种责任，因为破产的大原因是国际战争。对于战争*应该负责的人是政治家同教育家，这两种人多数仍然是不科学的。这一段历史，中国人了解的极少，我们不能不详细的说明一番。
欧洲原来是基督教的天下。中世纪时代，神学万能。文艺复兴以后又加入许多希腊的哲学同神学相混合。十七十八两世纪的科学发明，都经神学派的人极端反对。嘉列刘的受辱，狄卡儿的受惊，都是*显明的事实。嘉列刘的天文学说，为罗马教所严禁，一直到了十九世纪之初方才解放。就是十九世纪之初高等学校的教育，依然在神学家手里；其所谓科学教育，除去了算学同所谓自然哲学（物理）以外，可算一无所有。在英国要学科学的人，不是自修，就是学医。妇达尔文、赫胥黎都是医学生。学医的机关，不在牛津、圜桥两个大学，却在伦敦同爱丁堡。一直到了《物种由来》出版，斯宾塞同赫胥黎极力鼓吹科学教育，维多利亚女皇的丈夫亚尔巴特王改革大学教育，在伦敦设科学博物馆、科学院、矿学院，伦敦才有高等教育的机关；化学、地质学、生物学，才逐渐的侵入大学，然而中学的科学依然缺乏。故至今英国大学的大学试验，没有物理化学。在几个*有势力的中学里面，天然科学都是选科，设备也是很不完备。有天才的子弟，在中学的教育，几乎全是拉丁、希腊文字，同粗浅的算学。入了大学以后，若不是改入理科，就终身同科学告辞了。这种怪状一直到二十年前作者到英国留学的时代，还没有变更。
　 英国学法律的人在政治上社会上*有势力，然而这一班人受的都是旧教育；对于科学，都存了敬而远之的观念，所以极力反对达尔文至死不变的，就是大政治家首相格兰斯顿。提倡科学教育*有势力的是赫胥黎。公立的中学同新立的大学加入一点科学，他的功劳*大，然而他因为帮了达尔文打仗，为科学做宣传事业，就没有功夫再对于动物学有所贡献。学科学的人，一方面崇拜他，一方面都以他为戒，不肯荒了自己的功课。所以为科学做冲锋的人，反一天少一天了。
　 到了二十世纪，科学同精神学的战争，可算告一段落。学科学的人，地位比五十年前高了许多；各人分头用功，不肯再做宣传的努力。神学家也改头换面，不敢公然反对科学，然而这种休战的和约，好像去年奉直山海关和约一样，仍然是科学吃亏，因为教育界的地盘都在神学人手里。全国有名的中学的校长，无一个不是教士；就是牛津、圜桥两处的分院院长，十个有九个是教士。从这种学校出来的学生，在社会上政治上势力*大，而*与科学隔膜。格兰斯顿的攻击达尔文，我已经提过了。近来做过首相外相的巴尔福很可以做这一派人的代表。他著的一部书目叫《信仰的根本》（The Foundation of Belief）依然是反对科学的。社会上的人，对于直接有用的科学，或是可以供工业界利用的科目，还肯提倡，还肯花钱；真正科学的精神，他依然没有了解；处世立身，还是变相的基督教。这种情形，不但英国如此，大陆各国同美国亦大抵如此。一方面政治的势力都在学法律的人手里，一方面教育的机关脱不了宗教的臭味。在德法两国都有新派的玄学家出来宣传他们的非科学主义，间接给神学做辩护人。德国浪漫派的海格尔的嫡派，变成功忠君卫道的守旧党。法国的柏格森拿直觉来抵制知识。都是间接直接反对科学的人。他们对于普通人的影响虽然比较的小，对于握政治教育大权的人，却很有伟大的势力。我们只要想欧美做国务员、总理、总统的从来没有学过科学的人，就知道科学的影响，始终没有直接侵入政治了。不但如此，做过美国国务卿，候补大总统的白赖安（Bryan），至今还要提倡禁止传布达尔文的学说。一千九百二十一年伦敦举行优生学家嘉尔登的纪念讲演，改造部总长纪载士（Gedds）做名誉主席的时候，居然说科学知识不适用于政治。他们这班人的心理，很像我们的张之洞，要以玄学为体，科学为用。他们不敢扫除科学，因为工业要利用他，但是天天在那里防范科学，不要侵入他们的饭碗界里来。所以欧美的工业虽然是利用科学的发明，他们的政治社会却绝对的缺乏科学精神。这和前清的经师尽管承认阎百诗推翻了伪古文《尚书》，然而科场考试仍旧有伪《尚书》在内，是一样的道理。人生观不能统一也是为此，战争不能废止也是为此。欧战没有发生的前几年，安基尔（Norman Au—gell）做一部书，叫做《大幻影》（The Great Illusion），用科学方法研究战争与经济的关系，详细证明战争的结果，战胜国也是一样的破产，苦口的反对战争。当时欧洲的政治家没有不笑他迂腐的。到了如今，欧洲的国家果然都因为战争破了产了。然而一班应负责任的玄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却丝毫不肯悔过，反要把物质文明的罪名加到纯洁高尚的科学身上，说他是“务外逐物”，岂不可怜！
　　中国的“精神文明”
许多中国人不知道科学方法和近三百年经学大师治学的方法是一样的。他们误以为西洋的科学是机械的，物质的，向外的，形而下的。庚子以后，要以科学为用，不敢公然诽谤科学。欧战发生，这种人的机会来了。产生科学的欧洲要破产了！赶快抬出我们的精神文明来补救物质文明。他们这种学说自然很合欧洲玄学家的脾胃。但是精神文明是样什么东西？张君劢说：“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我们试拿历史来看看这种精神文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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