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

01. 一篇闲话
　　但凡一个人生下来，人们便总有许多臆想。即便是普通孩子，也要从他的生辰八字中寻找到未来前程的某些征兆。倘若是大人物，其出生则往往会附着某种传说。考证这些传说是一些人学识渊博的标志。但这些考证往往只是以讹传讹、蛊惑人心而已。风水和命相算得上是两类*悠久、*有迷惑力的学问了。时至今日，你若去某个饭馆，或走在某条街上，仍会碰到这类主动搭讪的术士，无外乎称你生有异相，哄你高兴了施舍些钱财。朋友圈中，有人遇行运不畅时，便去请风水先生，结果也只是讨些心理慰藉，于局面的扭转是从未见有实效的。
　　我们公司关闭前，行政总裁张从台湾请了风水先生去勘查我在上海的办公室。那位大师看了半天，费用为五万港币，结论是，我的办公室必须搬到另一间去。做大事而迷信术士，为我当时所不齿。结果办公室未搬，五万港币打了水漂，公司到了年底果然不能收场。
　　我从未相信风水与局势以及一个人的命运有任何必然的联系，但前些日子，父亲病故，我依然听了家人的建议，找了懂风水的人寻了块好墓地。我知道心理的慰藉，有时会重于我们所知的有限的事实。人既然难免脆弱，就需要些莫名的安慰以减轻活着的痛苦或添些渺茫的希望。试问，除了上帝、老天爷或别的不可知的力量，谁还有权对人予以苛求、责难或安慰呢？以我现在的平淡心性，我知道人不过出生了，又死去了，再大的人物也遵循着这一简朴的法则。生与死，并无任何神秘可言。但在早年间，自以为是的我还是相信自己是有些异相的。我常对镜凝视我的异相，以坚信自己异于常人，于是，可笑的事情便在我四十多年的生命中反复出现，以至于我要写这些文字，告诉大家一些庸常的道理，其中首要的一条，就是明白自己不过是一个普通人。
　　2001年9月11日，对我来说本来是个吉日。下午四点钟，我代表董事会与詹姆斯先生签约，聘请他为新东方卫视的董事副总裁，负责新东方卫视在纳斯达克上市前的公共关系。詹姆斯先生曾经担任过老布什的新闻官，是纽约传媒界的红人，同时还是一个杰出的中国问题专家，在政商两界长袖善舞，具有相当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因为詹姆斯的加盟，新东方卫视的上市日程必将提前，上市后的股票也将会有一个好价格。
　　“王，什么时候你能拿到飞机驾驶执照？我们好去拉斯维加斯比试比试。”
　　“不，詹姆斯，开飞机就免了，我只想开一辆大货车，独自一人穿越美国西部。”
　　签完约，我们便在公司附近的一家饭店为詹姆斯饯行，他第二天就要回美国去了，回到他的家乡去帮一个中国人卖股票。九月的北京是迷人的，星空清澈而爽朗，这个小型宴会与其说是为詹姆斯饯行，不如说是为我自己庆贺。新东方卫视即将成为我们的第五家上市公司，但这回不是在中国而是在美国上市，上市的主体又承载了我太多的人文情结与英雄梦想。我们边喝酒边闲聊，气氛轻松，心情愉快。突然，詹姆斯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异常惊惧的表情，顺着他的目光，我看见电视机里一幢摩天大楼已经拦腰被撞，滚滚浓烟正肆意蔓延。
　　“詹姆斯，不必紧张，不过是好莱坞的一部新片而已。”
　　“不，王，战争，一定会发生灾难性的战争！”
　　詹姆斯的话音未落，主持人便清晰地说道：美国时间上午10∶28（ 北京时间22∶30 ），纽约世贸大厦的北楼倒塌！紧接着我便接二连三地接到电话，不到一分钟我便知道，就在我们把盏闲谈之时，世贸大厦的南楼被撞。18分之后，世贸大厦的北楼被撞！紧接着便是五角大楼被撞。空气在刹那间凝固了，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闻名世界的双子座就这样在地球上消失了。
　　9.11显然已经成为人类疼痛的日子，但它仅仅是几架飞机的焚毁和两幢大楼的倒塌吗？当然不是，它更像是一个标志，自此，人类的生活与文明便出现了另一种常态：恐怖与反恐怖。但谁又会想到，这个发生在曼哈顿的从天而降的灾难，还会与我这个从中国南部偏远山区走出来的商人发生如此紧密的关系，*终竟又导致了我的毁灭！一个月之后，英国莲花基金便发来了一份文件，称因不可抗力，此前与新东方卫视签署的投资合同将不得不终止；紧接着，所罗门美邦也发来了类似的商业信函，称新东方卫视在纳斯达克的上市计划将不得不令人遗憾地予以取消。四个月之后，新东方卫视便像一棵光秃的树，在凛冽的寒风中发出了致命的脆响……又过了一年，我们的几家信托公司便发生了接二连三的“挤兑”，紧接着我们控股的几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又同时暴跌，一年之后公司便彻底清盘了……*后，我因非法吸储罪被判了五年徒刑，我们的商业大厦彻底崩塌了！
　　毋庸讳言，有近两年的时间，我都是在一个接一个的噩梦中挣扎着过来的。9.11仅仅是我们一连串倒塌事件的*初咒语，但它的确曾让我觉得我们的事业，甚至于整个的生命都只是一个玩笑。我年逾七旬的母亲曾经开解我：儿呀，想一想和你从小一起长大的人，恐怕大多数人到现在连长沙都没有去过呢，你走得太远了，都到过美国了，也该歇歇了。
　　是的，太远了，可我凭什么要走这么远，且一走就是二十几年？我不禁想起我在香港曾经听过的和田一夫先生的演讲，主题大约就是失败。那个时候，我们的公司正如日中天，和田先生的八佰伴却倒闭了。和田先生在演讲中引用了松下幸之助的话：“做生意就是遵守常识——天晴时出门，下雨时呆在家里。”事隔多年，再想起这句话，才知其意味深长，非历经苦难不能体会。
　　好了，我，王家瑜，于一九六四年二月十日生于湖南宁远县一个叫梅岗的小山村。但户籍证和身份证登记的我的具法律效力的出生日却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五日。我一直未能弄清个中原委。我母亲曾十分清楚地告诉我，我是一九六四年二月十日生人。这与我的法定年龄相差近两岁。按照麻衣相学的观点，这差异会导致两种完全不同的命运。我若干年都为此困惑。我到底是哪年生人？是什么属相？什么星座？或者，我到底该有怎样的命运？这困惑使我从根本上对自己的命运懵懂无知。多年之后，当我对命运丧失了好奇心与执著心时，我愿意告诉别人，我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五日生人。因为这个生日于我具有唯一的法律地位。少了两岁，若在体制内，可以多做两年官；若是恋爱或结婚，则可以找更年轻一点的伴侣。我心里的俗念挥之不去，对自己的生命依然存有功利心。因为生辰八字的不同，人的命运会迥然有异。算命先生，或可据此年份与时辰指点我命运的一二了。
　　梅岗，这名字颇有些诗意。但我自出生以来就再未回去过。我曾多次问及母亲关于梅岗的风情与景物，似乎没有任何特色可让我在这里讲述的。
　　但母亲告诉我，梅岗并没有梅树。我索然于我出生的村子并没有任何浪漫与风情。我也问过母亲，我出生时村里是否出现过诸如一片红云的异像，母亲淡然回答：“没有。”那么，出生在一个平凡的山村，生辰八字中又没有任何异相的我，为什么会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相信自己异于常人呢？我的浪漫的、英雄主义的情结缘何而来？这样的情结原本只属于一个盛开着桃花、美女、音乐却局势动荡的年代啊——风吹动着箫声和书页，云大片大片地流动，仁人志士在乌蓬船上讨论共同纲领……
　　生于一九六四年，或者说，生于六十年代，成为后来学人们所谓的“第三代人”，从小就被赋予了“要解放全人类”的使命。“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令人遗憾地成了我的英雄情结得以形成的根本原因。这原因导致了我的浪漫主义与英雄主义的不纯粹、不彻底、不完美，并使我*终在梦想与现实、城市与乡村、文化人与生意人、爱情与肉欲、真实与伪善……的灰色地带成了一种杂碎。我从未进入并拥有自己的主流生活。我是一个不成功的文人，更是一个不成功的商人；我生于山村，却流着清高的、不可救药的读书人的血；我是一个南方士子，柔弱、敏感，在月光下流泪，却要到西北的荒漠中去讨生活；我喜欢素朴、忠诚的品德，简单的人与事，却一生都与私念、恶欲、欺诈为伴；我崇尚爱情的光芒，却迷恋肉体那近乎糜烂的享受；我渴望成为烈士，却一直活到今天……小时候，我经常梦见自己率兵突围，冲下山去，包围宁远县城，打开牢门，救出同志——其中一位一定是我歃血为盟的兄弟，另一位则一定是我暗恋的、婀娜多姿、脸色苍白而又一往情深的女子。我曾长期喜欢柔弱、变态、略带神经质的女人，可以让我反观自己的聪明与强悍。我需要崇拜、顺从甚于需要平等的爱情，这使我的婚姻从根本上就不幸福。我的确有过一位盟兄，我们曾经歃血为盟。他虽然没有机会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背叛我，却在一次捶胸顿足、海誓山盟后，带走了我的一百万。此后，就再也没有了踪影。据说，他后来去了日本，在京都的一座寺庙里做了和尚。他创办了自己的博客，从未中断过发表他对时政与人生的看法。很长一段时间，我成了顽固的宿命论者——家族及时代的宿命。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密码，破译这些密码，了解自己的真相，做一个本份人，应该是一个人乃至整个人类*重要的使命。人的痛苦、疯癫、可笑与可悲的命运，皆源于不了解自己的本性，迷失自己的本性，让自己被外物主宰。我过了四十岁才努力去做一个本份人。我长期被黄继光、董存瑞、张铁生、黄帅……或者，更远些，被谭嗣同、蔡锷、黄兴，也被我的先人王笑浪、我的父亲和右派叔叔们的咒语与梦呓所左右。这咒语与梦呓让我做着英雄的白日梦，行走于俗世间。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一个中国人并没有自己独立的命运，其出生与终结皆不由自己做主。记得有一年，我十四岁的女儿就曾批评我“总爱做自己不能控制的事。”她认为顺其自然的生活才是真实的生活，安适的生活。她十四岁的智慧强于我四十岁的智慧。比如我一九八一年参加高考，成绩下来了，要填志愿。这比进考场更要水平，也更关乎你的未来。我的父亲要我填中山大学，我就填了。虽然我从小就与父亲对立，这件事却听了他的。因为除了清华、北大，我不知道中国还有一些什么大学。填完志愿，一家人就去饭馆庆贺。没想到会因一件小事与父亲争执起来，他顺手就抄起一只碗向我砸过来。我怒火中烧，冲出了饭馆。我的**个决定就是不报中山大学了，因为这位狂暴的父亲就是中山大学毕业的。不报中山大学报什么学校呢？正巧饭馆外面贴了一张地质学院的招生简章，我就填了地质学院，结果就被录取了。我此前从来不知有这么一所学校，对于地质专业更是一无所知。我就因为这么一个偶然的原因上了这所几乎让我神经分裂的大学，差一点不能毕业，毅然决然地成了一个坏学生和漂泊者，还认识了我后来的妻子，有了现在的女儿，去了新疆，写了近十年的诗。
　　唉，如果填志愿那天不去那家饭馆，如果吃饭的时候不与父亲起那场冲突，我就会进另一所学校，认识另一个女人，学另一个专业，生另外一个孩子，有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重大事情被偶然事件决定的例子还很多。我后来常对人讲，凡大事几乎全不能由自己做主。比如一个人是生在农村还是城市，是男人还是女人，是聪明还是愚蠢，是美还是丑，是高还是矮……这些重要的事都不由自己。包括现在走出门会不会被车撞死，是被一辆奔驰车还是被一辆三轮车撞死，也由不得自己。但人们却经常扬言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岂不可笑？我们虽然明白这些道理，却还是忍不住去探究必然的、有规律的事物，像那些有学问的人一样自欺。因为不自欺，我们活着就更没意义。我写这些文字也是为了自欺，或者说为了让自己活得更有意义。实际上，一个人死了或活着，发达或落魄，都会被一阵风吹走，即使境遇与心态多么不同，命运却惊人的相似。
　　我女儿批评我爱做不能控制的事，是指我天性中喜欢冒险和出人头地。我愿意做超越自己及挑战极限的事。人其实都有一定的超越能力，爱因斯坦说：“对着天上的星星瞄准，总比对着树上的鸟瞄准要打得高。”这句话影响了我很多年。但我女儿会说：“对着天上的星星瞄准，*后一定连一只鸟都打不着。”她这一代人会去看星星，也喜欢星星，但绝不会去“对着天上的星星瞄准”。因此，说到控制，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可控的，什么是不可控的。这需要多年积累的经验与智慧。但人的命运总在重复，一千年前曾有的愚行人们会继续做，几千年积累的智慧却得不到传承。比如老子说：“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就包含了很深的智慧。人活着要知道自己的本份，明白做事的顺序。一件事什么时候做，什么时候结束，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退，其结果将完全不同。有智慧的人就像打牌的高手，即便摸了一手臭牌，若懂得出牌的时机与顺序，也常常会赢。我曾对我女儿说：“女孩子*重要的事是快乐。”这与我的老师对我说：“世界上还有四分之三的人口没有解放，台湾人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便完全不同。相比我的老师而言，我更知道自己的本份与做事的顺序。但我女儿比我更知道自己的本份，因为我的另一个观点就遭到了她的批评。我说：“男人*重要的是承担责任，因为承担责任就会有权力，因为有权力就会有影响力，因为有影响力就会有地位。”她反驳说：“人就不应该有影响力。”有一次，一位记者问到我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我回答说：“对人及社会有所影响。”这个观点一直不被我女儿所接受。我知道自己的观点是功利主义的，凌驾于普通人之上的。英雄末路会是这种观点的必然结果。所以，我女儿说：“你一生都会很孤独，很苦。”她信奉快乐原则。她还说，快乐不仅是一种心情，一种状态，更是一种能力。所以，提高快乐的能力应该是教育的根本目的。如果每个人快乐的能力都提高了，人类就会很美好。所以，在这里，或者说，在我苦难的人生过了一半时，我也想探究一下快乐原则。我尝够了辛酸苦辣，也想尝尝甜的滋味。说到底，我虽然宿命，却还想继续有滋有味儿地活着……
　　04.外婆家的亲人们
　　饥饿或馋
　　一九六○、六一、六二年，被中国人称做苦日子，官方称做三年自然灾害。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生人的中国人命运的起点。据资料记载，这三年中国饿死了三千万人，超过了八年抗战的死亡人数。我一位朋友的小孩有次曾放出狂言，说即便他当国家主席，中国也不会饿死那么多人。我没法设想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当国家主席中国会怎样，我更没法理解那三年竟会饿死三千万人（ 平均一天饿死三百人，那是怎样的死亡的加速度？ ）。我庆幸自己生于一九六四年，苦日子刚过，我就到了世上。我吃奶、红薯藤、南瓜和不多的米饭长大，这与我姐姐吃观音土和树叶长大不同。我的一位女友，是一九六八年生人，曾给我描述过她优越的童年生活：“我是喝牛奶长大的！”她骄傲地说。我则到了十六岁才**次见到火车，初中二年级才知道世界上有啤酒和冰淇淋。但我对饥饿的体验不是亲身的，我的与饥饿相关的知识和感受大多来自外婆和母亲的口述。比如，我的姨奶奶和舅妈就是饿死的，我母亲的身上经常一按就是一个坑。小时候听得*多的故事是饿死人的故事。唐家山有一个专埋死人的地方，叫九狮岭，以埋打死的和饿死的人为*多。重庆沙坪坝有一块墓地，埋的都是武斗中死去的红卫兵，其中一个墓*大，埋了十六个人；南京有纪念抗日战争死难同胞的纪念碑；唐山有纪念一九七六年地震时死难同胞的纪念碑。还有各地的烈士陵园，是用来纪念、凭吊先烈的，也常用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常想，如果研究一下各种死亡，就会发现：战死的人可以当英雄，地震死的可以叫遇难，武斗死的可以叫活该，病死的可以让人哭，叫不幸病逝。饿死呢，可真不好说了，总不能叫遇难或不幸饿死吧。如果一个人饿死了，我们说他懒，活该，三千万人饿死呢？瑞典的奈丽 ？ 萨克斯以写死亡及犹太人在集中营中的苦难而出名，还得了诺贝尔奖。如果她活着，我很想请教她，三千万人饿死该怎样写？在我看来，饿死是所有死亡中*无力的。饿死可以叫做冤死，或者叫无法说清楚的死。但饿死的人会说一句心里话，叫：我不想死呀！如果三千万饿死的人都说：我不想死呀！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能继续安心地活着吗？所以，我常想，得赶紧给饿死的人找个说法，也修个纪念碑什么的。但这想法我一直不敢正式提出来。我如果提了，别人一定认为我是吃饱了撑的。一个吃饱了饭的人，去操心饿死的人，还真有点不合时宜。好在历史有一种强大的能力，就是能把它认为不宜于记住的事删除掉。但我心里依然想，如果真有人为饿死的三千万人立碑，我一定会对这人给予莫大的尊重。因为没有亲身体验过所谓的饥饿，所以我要说的与其说是饥饿，不如说是馋。但馋也可以称做是比饥饿稍高级一点的形式。我举一个例子来说馋。有一次，小朋友们在一起讨论：毛主席每天都吃什么？大家举了很多例子，*后我说：毛主席肯定每天都吃炒豆子！我这样想并这样说了，是因为我自己*想吃炒豆子。
　　馋是对饥饿的延展，是吃了却没有吃饱时，胃、心理或精神的一种反应。如果饥饿是有罪的，馋则近于羞愧与无耻。关于馋（ 或者饥饿的另一种稍高级一点的形式 ），我的另外两个例子是这样的。小时候我*想吃的东西是鸡，但吃鸡是太不易了。鸡要用来下蛋，蛋要卖了买盐、课本、衣服，鸡是一家人*重要的生产资料，非到过年才会杀。怎么办呢？我想出了好办法。我偷偷地将鸡抓起来，藏在衣服里，手扶拖拉机开过来时便将鸡飞快地扔过去。鸡死了，只好吃掉。我靠制造车祸来吃鸡，没有一次不成功的。但这方法太阴毒，也太冒险，我一年也只干一两次。为了吃鸡，冒这么大的险，心地又如此阴毒，可见馋与饥饿一样难以抗拒。除了馋鸡，还有馋鸡蛋。小时候，外婆宠我。每年过生日，她都会把我一早叫醒，塞给我两个红鸡蛋，蛋是用红纸染的色。我拿了鸡蛋，便又蹦又跳地去上学。这一天我的地位完全与众不同。上学的路上，我每见一个同学便让他看一眼红鸡蛋，看馋了，则允许他剥一点皮，用舌头小心地舔一舔。上学和放学的路上，一只鸡蛋被十几个同学看过并舔过了，依然没有吃一小口。直到晚上睡觉时，才在半醒半梦中将鸡蛋一口吞下去。我大约是唐家山唯一能在过生日时吃鸡蛋的人。我一年吃一次鸡蛋，一眨眼竟长到了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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