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

寻常之地的田野工作 玛丽·路易丝·普拉特 著 周歆红 译
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1922）的导论中，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庆贺了专业的科学民族志的诞生：“一个时代已经结束，在那个时代我们可以容忍把土著人描绘成失真幼稚的人物漫画呈示给我们。”他宣称：“那样的画像是虚假的，就像许多其他谎言一样已被科学戳穿”（Malinowski 1961：11）。这一论断表明民族志作者中业已形成一种惯习．即将民族志写作定义为高于和对立于旧有的不太专业化的写作体裁。诸如游记（travel books）、个人回忆录、报刊文章，以及传教士、移民和殖民地官员等人的记述。虽然专业的民族志并不会取代所有这些体裁，但被认为将夺取后者的权威地位并纠正它们的滥用。在几乎所有的民族志中，被称为“单纯的旅行者”、“随意的观察者”等漫不经心的人物时不时地出现，结果只是让严肃的科学家来纠正或证实他们认识上的肤浅。
民族志通过与相近和早先的话语形成鲜明对照来进行自我定义，这种策略使它很难把自己当作一种写作方式来解释与审视。民族志通过与其他写作体裁的对立来确立自身的合法地位，做法如此过火以致遮蔽了这一事实：它本身的话语方式通常源于这些别类体裁，而且如今也仍然与之共享。虽然偶尔还有人将民族志视为一种中立的、无修辞话语的典范，认为它对异文化现实的描述是“精确地按其本原”而未经我们自身价值观和诠释模式的过滤。不过，这种错误的路径基本上已不再被遵循，我们可以说民族志也如其他任何一种话语形式一样受修辞的雕琢。对于那些有志于改变或丰富民族志写作，或仅为促进学科自我理解的人而言，这一认识显然相当重要。在本文中，我打算剖析民族志写作的一些修辞方式如何被应用，以及他们如何源自先前的话语传统。我打算特别关注民族志写作中个人性叙述（personal narrative）和非个人性描述（impersonal description）之间重要的关联（这是个被争论不休的问题），以便考察这种话语建构（discursive configuration）的历史，特别是它在游记写作中的历史。 *近在《美国人类学家》上的一场论战突显了民族志在确立与类似的写作体裁之关系时所遇到的困难。争论的焦点是弗洛林达·多内尔所著的《夏波诺：亲历远僻神秘的南美丛林中心地带》（Donner 1982）。此书是一位人类学专业研究生的个人叙事，她在委内瑞拉从事田野工作时，被雅诺马马（Yanomamo）一个边远部族选去与他们共同生活并学习他们的生活方式。这本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书的封底，卡罗斯·卡斯塔涅达（Carlos Castaneda）将其誉为“糅艺术、巫术和杰出的社科成果为一体”，王后学院的一位人类学教授称其为“一本罕见和精彩的书……勾勒了雅诺马马印第安人的世界，传递了仍留存于仪式中的神秘感和力度”；《新闻周刊》称赞它“超越了人类学的问题和范畴，进入了一种迷人异文化的纵深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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