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照片-第六十四辑

吴克泰与他那一代的台湾人
　　徐宗懋
吴克泰先生于我亦师亦友，四年多前他去世后，我几次梦到他。梦中场景大同小异，都是我去他家中拜访，在冷天中，他裹着厚重的大衣，送我出去，那张苍老的脸庞承载着那一代台湾人坎坷的生命，经常浮现在我脑海，挥之不去。
2002年3月，我承办台北市“二•二八纪念馆”的年度“二•二八事件”纪念展览活动，由于之前已有举办白色恐怖展览的经验，这次我打算再往前走一步，直接触及红色组织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角色，这无可避免要牵涉到重大历史事件的诠释，从而冲击政治权力的基础。一般人不太敢如此逆势而行，但作为文史研究者，我的天职是探求历史真相，自我设定的精神使命则是透过文史研究，促进中国人多元包容的政治文化。时任台北市文化局长的龙应台，一向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此不会有异议，市长马英九也敞开胸怀，不介意左翼历史人物进入市府的展览中。
　　台北初遇吴克泰先生
　 如此，展览顺利办成。开幕式后，我依例担任马英九、龙应台以及几位邀访来宾的导览，行间看见一位穿黑深色西装的老先生，颇具绅士风范，于是请教其名。他答说：“吴克泰。”我愣了一下，我当然听说过吴克泰的大名，几年前报纸上几次提到他的名字，说他是李登辉当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入党介绍人，但那些报道都带着猎奇的色彩，捕风捉影，神秘兮兮，不是当事人确认的口述记录。我对这段历史有高度的兴趣，虽然很想采访他，但考虑到吴先生对我不熟，匆匆一面就分手，他未必会接受，遂未贸然提出。
这一年，我全力进行台湾文史的研究工作，其中包括大量的口述历史访谈，不仅在台湾做，也试图补上大陆老台胞的生命经历。我向大陆方面提出申请采访几位知名的老台胞，如果今天的台湾青年更了解他们的事迹，必然更能贴近两岸紧密的历史脐带；其实倒过来说，如果今天大陆青年也了解他们走过的路，必然更清楚要增进两岸的历史情感，应从何处着手。这项申请被批准了，于是这年夏天，我在北京陆续采访了几位知名的老台胞，如林丽韫、纪朝钦、周青、郭平坦、张光正、黄幸、陈炳基、田富达等人。吴克泰先生也在我的采访名单内，但他却重病在床，我到医院的加护病房看望他。此时的他看上去已气若游丝，似近人生尽头，但看见我来，突然兴奋起来，说他写了一本回忆录，稿子放在台湾人间出版社，等着出版。希望我帮他写序，我说没问题，我会照他的意思办。
　　病床前的约定
由于顾虑到他的身体，这次采访只有短短十分钟，但却是我与吴先生情谊的开始。这时我才知道，上次我在台北市“二•二八”纪念馆碰到吴先生两周后，他去见了老朋友李登辉，隔日却出现突发性肺炎，送到台大医院时已昏迷不醒。这时两岸往来障碍仍多，只得请旅居美国的女儿赶来台湾，将老爸护送回北京。随后，吴克泰在北京两度出入医院，*严重时已呈弥留状态，看见我来时，突然又眼睛发亮，显然是心愿未了。人间出版社是作家陈映真主持的，其中包括了出版老台胞的传记，吴克泰的稿子一年半前就已交出，陈映真因身体不好，托付一位年轻的作家处理，但对方因故拖了很久。我问陈映真，这事交给我做行吗？他答，尽管去做！有此授权，我动员了几位搞文史的朋友投入工作，其中张万康先生几乎日夜编稿校正。一个半月后，《吴克泰回忆录》问世。
这本书不仅是吴克泰个人的人生记录，就历史文献的价值而言，这也是台湾光复后中共地下党组织和活动至今*重要的记录。尽管个人回忆录不能作为史实唯一的根据，但除非有更具威权的一手史料，当事人的回忆录仍是珍贵的参考。
谈到台湾光复后中共地下活动的情形，不可避免必须简述日本殖民时期的左翼运动。自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后，台胞的反抗活动未曾稍歇，当时抗争精神主要源于传统的汉族认同，并寄托于宗教与宗族组织。1921年蒋渭水、林献堂等前辈成立台湾文化协会，目的是透过文化教育手段保持台湾人的中华民族认同，对抗殖民当局的同化政策。此一时期，苏联社会主义革命正向全人类传送着民族解放与社会平等的思潮。文化协会的精英中也诞生了**批台湾共产党员。1928年，谢雪红、潘钦信、林日高、王万得等十几名台湾人在上海成立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隶属于日本共产党，接受第三国际的领导。这支被称为“老台共”的红色组织，由于同文同种，一开始就与中共关系密切，其中党员翁泽生早年创立的福建漳州市委，同时具有中共和台共党员双重身份。1931年，日共遭到破坏，领导成员多数入狱，台共受牵连，重要干部也被逮捕，谢雪红等人坐监十年，出狱后处于蛰伏状态。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土崩瓦解，台湾气象一新，中国政坛上国共合作架构仍在，文化教育上百花齐放。这里必须说明一个隋况，由于1895年清廷已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中国政府在外交上一直难以伸张对台湾的主权。无论国民党或共产党都是以民族自决的名义主张台湾由日本帝国中独立出来，台共也有类似的政治纲领，不过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片即明言要收回台湾，台湾抗争志士无论隶属何种党派，也都顺势将政治诉求由“独立”改为“回归祖国”。1943年底的开罗会议确定了战后中国收复台湾的国际法源，这应是国民党和蒋介石*重大的历史功绩之一。
　　台湾光复后的左翼势力
1945年，台湾人民抱着欣悦的心情重回祖国的怀抱，日据时代被迫害的政治犯，更是磨拳擦掌，准备为建设新台湾而奋斗。在大陆组织台湾义勇军的著名台籍人士李友邦返台，担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委兼台湾省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李友邦素有抗日声誉，从者颇众，“老台共”分子此时也纷纷加入三青团组织。这里必须说明一项重要的历史背景。相对地，在“老台共”如谢雪红、苏新、简吉、王万得、潘钦信等人重新公开活动的同时，中共中央也派出台籍干部蔡孝乾、张志忠等人由大陆来台，建立了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进行地下革命活动。所以，谢雪红等“老台共”与蔡孝乾等中共台省干部实为两套人马，并无组织上的从属关系，甚至行动上也不必然协同一致。大体上，“老台共”对中国局势，包括国共两党分合的复杂问题比较隔膜，但他们长年生活在台湾，对台湾的动态却能精准掌握；相对地，中共台省干部虽比较了解大陆局势，但因离乡多年，对台湾社会问题仍处于摸索的状态中。
至于本文的主人翁吴克泰先生，其时还是一位二十二岁的青年，正在台北读书和工作，同时具有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吴克泰，本名詹世平，1925年，生于宜兰三星农村，幼年家境贫困，因目睹日本殖民当局欺压台湾人，激发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后来凭着刻苦勤学，詹世平考上台北高校。此时正值二战末期，日本强征学生兵上战场，台湾高等学校校园中弥漫着反战情绪，左翼思想深入人心。詹世平深受影响，于是决定借助参加日本“志愿兵”的名义去大陆参加抗战的行列。1944年9月，詹世平搭船前往上海，初次踏上祖国的土地时，他激动得无法言语。随后，他以台北高校毕业生的身份担任日军法庭的翻译，同时寻找抗战的机会。然而，未几日军却投降了，对于这七个月的日军翻译工作，詹世平始终耿耿于怀。抗战胜利初期，许多旅居大陆的台湾人纷纷到上海找机会，旅沪台湾同乡会成为台湾人活动的大本营，同时随着国共两党磨擦日剧，台湾人内部的左右两派也跟着剑拔弩张。詹世平跟当时一般知识精英一样，目睹了国民党无可救药的腐败，对中共的社会主义革命心生向往。而其所处的繁华上海，寒冬的街头时见一车车的流浪汉被运走，对照着霓虹灯闪烁生意兴隆的大酒家，此一荒谬的末世景观又坚定了詹世平的革命思想。他阅读了大量的革命书籍，思想已全然成熟，唯一欠缺的只剩下具体的行动力。
1946年3月，詹世平终于联系上中共地下党组织，经由中共上海学委会委员钱李仁介绍正式成为中共党员。其组织程序为，钱李仁将詹世平的入党申请，呈交上海学委会副书记吴学谦，再上呈上海市工委书记张承宗，*后交由在上海的台湾省工委批准。当时中共华东局曾下达通知，要各地地下党组织积极发展台湾青年入党并尽量将他们派回原籍以加强对台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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