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佩荣细说孟子

卷一　梁惠王篇上
　　【1.1】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日仁义而已矣，何必日利？”
　　【译文】
　　孟子谒见梁惠王，梁惠王说： “老先生！你不以千里为远，来到这里，将为我的国家带来什么利益吧？”
　　孟子回答说：“大王何必谈到利益呢？只要有仁德与义行就够了。大王说：‘怎样才对我的国家有利？’大夫说：‘怎样才对我的封邑有利？’士人与平民说：‘怎样才对我自己有利？’上上下下互相夺取利益，国家就陷于危险了。在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里，杀掉国君的，必定是国内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夫；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里，杀掉国君的，必定是国内拥有百辆兵车的大夫。在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里，大夫拥有千辆兵车；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里，大夫拥有百辆兵车，这些大夫的产业不能不算多了。如果忽视义行而重视利益，那么大夫不把国君的产业夺去，是不会满足的。没有讲求仁德的人会遗弃他的父母的，没有讲求义行的人会怠慢他的君主的。大王只要谈论仁德与义行就够了，何必谈到利益呢？”
　 孟子见梁惠王，这里的“见”，我译成“谒见”，代表礼貌。有人翻译成“孟子去见梁惠王”，好大的口气！哪有读书人去“见”国君的？即使在春秋战国时代，还是讲究礼仪的，尤其是孟子。所以不译成“去见”或“拜见”，而译成比较合乎礼仪的“谒见”。
　 春秋战国时代本来只有周天子可以称“王”，其他诸侯是不能称“王”的。但是在南方的楚国，天高皇帝远，率先大胆的自称为王，还让楚国官员比周朝各国官员都高了一阶。后来在战国七雄——韩、赵、魏、燕、齐、楚、秦的争霸过程中，紧接著称王的是魏国国君，是为魏惠王，后来迁都大梁(今日的开封)，又名梁惠王。之后其他各国势力逐渐扩张，也相继称王。
　　“叟”字是古代尊称年纪比较老的人，并没有轻视之意，更何况梁惠王怎么敢轻视孟子？当时的君主都以“卑礼厚币”邀请学者，希望能帮他富国强兵，而学者也渴望“得君行道”一觅得好国君，去实践自身的理想抱负。所以梁惠王一见到孟子，还是尊敬地称呼他为“老先生”，其实，梁惠王的年纪比孟子大多了。“不远千里”，其实是一种比喻，因为各国间有很多阻隔，并不是真的有千里之远。
　　孟子喜欢演讲，别人问一句，他会回一百句，甚至把整套道理都说出来。这里要注意的是，“孟子对日”的“对”字，代表下对上的礼貌响应。孟子在回答别人的问题时，都用“孟子日”，直接说了；只有对国君或地位比较高的人，会用“对日”，表示礼貌。
　　“仁义”是孟子的原则
　　孟子接下来说的大道理，重点即在强调“仁义”二字。
　　“仁义”是孟子的原则，无论做人处事还是治国平天下，都以此为准则。而且孟子特别强调“仁义”源于人性，人的一生不行仁义，那要走什么路？不仁不义吗？这显然讲不通，所以人生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我特别将“仁义”译成仁德与义行。“仁”可以用仁政、仁者、仁民爱物等很多方式解释，之所以译为“仁德”，是因为在《孟子》里，仁和内在的“德”有关，亦即仁要靠自觉之德由内而发。
　　“义”当然也是由内而发，不过它指的是正义的行为。告子与孟子*大的差别，在于告子认为“仁内义外”，而孟子则认为“义”也是由内而发，因为任何道德行为都不可能离开主体性一如果不是“我”这个主体愿意做某件事，而是受到别人的胁迫，那么我的行为就不能说是有价值的。譬如，有人拿枪逼着我到孤儿院捐钱，我迫于情势只能认捐，这并不是我在行善。
　　此外，“义”字原来就有“宜”之意，是指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之下，怎么说话、做事，都要随时调整到适宜，因此“义”包含了对行动的判断与实践，亦即牵涉到行动，没有行动就不能称作义了。
　　提出仁义之后，孟子接着探讨当时国家处境的问题。
　　古代以兵车来衡量国家的大小，战国七雄皆为万乘之国，代表有一万辆兵车，是有武装力量的大国。另外还有五个千乘之家：宋、魏、中山、东周、西周，都是小国。“千乘之家”的“家”是指卿大夫的封邑，又称采邑，他们也拥有一定数目的兵车。
　　如果忽视义行而重视利益，那么大夫不把国君的产业夺去，是不会满足的，因为大夫“后义而先利”，后和先，一个代表忽视，一个代表重视。“不夺不餍”，因为讲利益，当然希望取而代之。
　　利益就是资源，而且是有限的，如果在上位者得到好处，底下的人就被剥削了；同理，底下的人得到好处，在上位者就没有什么可以拿取了，所以如果从上到下的各阶层都“交征利”，整个国家就会乱成一团。
　　所以孟子针对当时的政治环境，举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他说：“在拥有万(千)辆兵车的国家里，能杀掉国君的必定是国内拥有千(百)辆兵车的大夫”，因为当这些卿大夫联合其他大夫，有机会胜过君王一人的力量时，就有可能造反成功。
　 那么，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治国之道究竟是什么？
　　国家富强之源
　　孟子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大夫们只重视利益而忽视义行，一定会把国君的产业夺走。所以孟子重申仁德与义行的重要。讲求仁德的人，不会遗弃父母；讲求义行的人，不会怠慢君主，如此国家才能够建立应有的秩序，进而强大。因为每个人都跟父母的关系*亲密。如果对别人好，而不从对待父母开始做起，就变成墨家了。
　　墨家主张“兼爱天下”，一个人不能偏爱自己的父母，要把别人的父母也看成是自己的父母一样。这个理想虽然很了不起，却不是常人所能接受的。*大的问题就在于别人是否也能够做到“兼爱”，如果别人不能这么做，到*后自己的父母反而变成没有子女的了。
　　譬如，我在车上，我的父母和别人的父母也在，只有一个座位时，我应该让位给谁？如果要用猜拳决定，或是谁的年纪大就让给谁，那么父母养小孩要于什么呢？这样一来叫做“不要父母”了！
　　孟子的批评虽然严厉，却有他的道理。他不是故意骂人，而是经过合理的推论之后才这么说的。
　　《论语·乡党》曾提到“君命召，不俟驾行矣”，是说孔子一听到君主下令召见，等不及车准备好就立刻出门，然后车子才追上来。这是古时候的礼，说明不怠慢君主的态度。
　　*后孟子做出总结：如果一位国君真正想达到国泰民安、国富民强，只要奉行仁义，就可以做到；相反的，如果讲求利益的话，上下交相利，国家就危险了。其实孟子所要表达的，无非是希望君王们要有耐心，不要寻求快捷方式，眼光要看得长远一点，从根本上改善体制。
　　从这里开始，我们进入了孟子的世界。
　　【1.2】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
　　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唐鹿攸伏，唐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於轫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日灵台，谓其沼日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
　　【译文】
　　孟子谒见梁惠王。梁惠王站在池沼旁边，一面观赏成群的大雁小雁与大鹿小鹿，一面对孟子说：“贤良的人也会以此为乐吗？”
　　孟子回答说：“只有贤良的人才能享受这种快乐，不贤良的人即使有这种快乐，也是无法享受的。《诗经·大雅·灵台》说：‘开始度量灵台的规模，筹划准备所需的材料；百姓一起来建造，灵台很快就落成；开始度量时并不急着完成，百姓却像帮父母那么卖力。文王巡游到灵囿，母鹿安静卧伏着，母鹿肥润有光泽，白鸟羽毛很洁白。文王游观到灵沼，满池鱼儿在跳跃。’周文王使用百姓的力量建造高台深池，可是百姓非常欢喜，把他的台称为‘灵台’，把他的池称为‘灵沼’，并且很高兴他有各种麋鹿鱼鳖。古代的贤君与百姓一起快乐，所以能够享受快乐。《尚书·汤誓》说：‘这个太阳什么时候灭亡？我们要与你同归于尽！’百姓痛恨夏桀，要与他同归于尽，即使他拥有高台深池与各种鸟兽，难道能独自享受吗？”
　　梁惠王为自己盖了一个漂亮的“囿”。“囿”就是在宫廷附近建的大园林，里面种满花草，养些珍禽异兽，让君主可以观赏狩猎，等于是他休闲活动的地方。他请孟子来了之后，当然心情愉快，于是问了：“贤良的人也会以此为乐吗？”
　　此处的“贤”是指杰出优秀的人。古时候“贤”是与“不肖”作为对比，不肖就是不像，也就是做得不好。反之，“贤”代表杰出，表现在三处：善良、明智与能力；善良代表德行，明智代表聪明，能力则代表能干。古文里一个字往往有不同的意思，此处译成贤良、贤明、贤能都可以，只要基本的观念掌握住，理解上就不会有太大问题。《诗经》中的理想境界
　　接着，孟子引用了一大段《诗经》的内容来回答。
　　“经始灵台”的“经”是指度量，“灵”则有伟大、崇高、神妙莫测的意思。我们常说某某人有灵气，代表灵巧神妙的潜质；“灵台”指的即是一个很吉祥、很美妙的东西。“经之营之”，就是好好准备、规划，“经营”一词的典故，就是从这里来的。
　　“攻”是“治”的意思，不是说庶民来攻打，而是老百姓来工作，帮忙建造灵台；“不日”代表很快，好像没有几天就做完了；“经始勿亟”的意思是开始度量的时候不要急；“庶民子来”的“子来”这两个字很有趣，意思是百姓就像子女帮父母亲做事一样。一般人叫我们做事，我们都要看时间、看条件，要想半天；但父母叫我们做事，那真是心甘情愿、开心得很，马上就来帮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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