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风暴-开国肃贪第一战

上篇•警讯
1949年春天，西柏坡。新中国即将诞生前夕，毛泽东以伟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郑重地向全党发出警告：“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毛泽东的告诫不幸而言中。进城不久，腐败现象就开始在党内滋生起来，其蔓延之迅速，程度之严重，令人震惊，刚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场生死考验。
—份令毛泽东震惊的报告
　 北京，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
　这是一座古老的四合院，东南西北四面各五间房。院内铺十字甬道，卵石圆润；矗七棵巨柏，四季常青。这里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办公和生活的地方。
1951年11月，初冬的北京已有几分寒意。在一个万籁俱寂的夜晚，菊香书屋里依旧灯火通明。灯光下，毛泽东正在批阅一份报告——份令他震惊的报告。
　 这是11月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呈送的报告，题目是《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
　 报告中说，东北地区从9月份以来，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已先后在东北局一级机关和各省市开展起来，并发展成为了有领导的民主运动。由于在斗争中揭发、批判和打击了各种贪污蜕化行为，大大提高了干部、群众的觉悟水平，从而使贪污现象得到遏制，机关开支大为紧缩。
报告列举了在运动中揭发出来的一些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行为。其中提到：沈阳市仅在部分单位中就揭发出3629人存在贪污行为；东北区贸易部检举和坦白的赃款高达5亿元人民币（注：本书所指均为人民币旧币。1955年3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旧的人民币，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也十分严重，仅东北铁路系统就积压了价值上千亿元的材料，无人处理，无人过问。
报告着重概述了东北地区开展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运动的经验，主要是：**，必须开展一个群众性的民主运动，才能收到*大的效果；第二，首长负责、亲自领导，对本单位所存在的主要缺点进行诚恳的深刻的自我批评，一次做不好，再做一次，直到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第三，反贪污蜕化斗争是一个复杂尖锐的斗争，领导必须为群众撑腰，加强思想领导，提高群众的积极性；第四，及时处理已经弄清的问题，这样可以安定坦白者，推动有顾虑而不敢坦白的人坦白，也便于争取群众，使坏分子孤立；第五，随着运动的深入与发展，群众觉悟的逐渐提高，不断研究新的问题与经验，以推动整个运动的前进；第六，以一批能力强的干部组成检查小组作为领导的助手，深入检查，及时反映情况，并协助领导机关总结经验，指导运动。
同时，东北局的报告还谈到了不法资本家对党员干部的腐蚀问题。报告说“从两个月来所揭发的许多贪污材料中还可看出：一切重大贪污案件的共同特点是私商和蜕化分子相勾结，共同盗窃国家财产。”“资产阶级、私商对我们干部的引诱、侵袭几乎无孔不入，而我们的各种制度还很不严密。因此，除进一步加强对于部群众的正确政治教育外，还必须严格一切干部和私商往来的纪律，坚持贯彻在这次运动中所修订出的各种制度。”
这份报告中所提到的增产节约运动，是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开展起来的。之所以要大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主要是由新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所决定的。
新中国成立伊始即面临严峻的经济考验，生产萎缩，交通梗阻，失业众多，民生困苦。据统计，1949年同历史*高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减少大约50％，钢产量减少80％，粮食减少25％，棉花减少48％。当时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不到亚洲人均44美元的三分之二，不足印度人均57美元的二分之一。这种经济状况，就使得全力恢复国民经济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恢复国民经济，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必然需要付出大量的资金，而资金的来源只有增产节约一条康庄大道可走。
一方面，恢复国民经济需要大量的财政开支；另一方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大量增加也加重了财政开支的负担。当时，随着全国各级政权的建立和对文化教育事业的接管，以及对国民党遗留和起义人员实行“包下来”的政策，国家负担的公教人员数量急剧增加。1949年为700多万人，1950年上升到900多万人。这样，国家的行政开支费用也骤然增加。根据1950年全国财政收支概算，当年的行政费用支出占国家总支出的21．4％，这对新生的共和国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国内经济千疮百孔，亟待复兴；国际形势同样恶化，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在战争爆发的第三天，美国悍然宣布武装援助南朝鲜，同时命令其海军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插足中国领土台湾，干涉中国内政。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和毛泽东应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毅然决定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并于当年10月19日开赴朝鲜作战，开始了一场历时3年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使新中国的经济再次进入战时状态，国家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来支持战争和进行国防建设。据统计，1950年国防费用开支达28亿元，占当年财政总收入的比重高达42．9％。1951年秋，财政部对全国财政状况进行了一次匡算：当年财政支出要比概算增加75％，其中军事费用为55％，当年财政收支平衡的计划将无法实现，而且还会影响到下一年度财政预算。毫无疑问，抗美援朝战争对举步维艰的新中国无疑于雪上加霜，大大加重了财政困难的局面。正如1949年12月5日毛泽东在《军委关于一九五。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中指出的：“我们今天要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要医治长期战争遗留下来的创伤，要从事经济的文化的国防的各种建设工作，国家的收入不足，开支浩大，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一项巨大困难。”
　 恢复国民经济，需要资金；支援抗美援朝战争，需要资金，那资金从哪里来?出路何在?答案只有一个：走开源节流的路子。
1951年1o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专门分析研究朝鲜战争发展的趋势及其对策。会议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的战略方针，确定了解决财政困难的5点办法：（1）节约兵力，整训部队，将总兵员从610万人减少到465万人。（2）精简机关，缩编人员。（3）紧缩开支，清理资财。（4）提倡节约，严禁浪费。（5）组训民兵，准备推行义务兵役制。其核心内容就是要增产节约。
10月23日，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向全国发出了“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号召。他指出：“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为了继续坚持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我们就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因此也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
在这次会议上，政务院副总理陈云作了关于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报告，其中专门论述了增产节约问题。他提出，增产节约是人民政府的重要财经政策之一。从现在起，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个增产节约运动。
毛泽东、陈云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提出的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意见，受到与会政协委员的一致赞同。会议号召，全国人民立即行动起来，开展一个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用实际行动支持抗美援朝战争和国内经济建设。
会后，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展开。在这场全国性的增产节约运动中，东北地区是走在前列的，实际上在中央发出正式号召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东北是全国解放较早的地区，作为一个大行政区比其他地方早一年进入和平建设状态，机关干部和职员也较早地拥有了控制资源的机会，因而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也就较早地由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如沈阳市在一些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业中发生严重的贪污现象，仅中国煤业建筑公司沈阳分公司、东北纺织管理局沈阳八厂等4家单位发生的贪污案，即造成国家损失达40余亿元。同时，东北又是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前沿阵地，在财政经济上压力更大。因此，在东北地区，增产节约运动起步较早，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的号召也提出得比较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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