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中国工人权利意识的演进和培育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导论；社会转型时期工人权利意识觉醒和提升的总体状况；社会转型过程中两大工人群体权利意识发展轨迹及其特征；工人权利意识在网络中所展现出来的发展状况；从权利救济的角度反观工人权利意识的提升等。

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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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王斌余对记者说的话中，很容易得出这样的判断：作为农民工的王斌余知道农民工应该得到别人和社会的尊重，而实际上他自己并没有受到这种尊重。王斌余知道向雇主讨要工钱是天经地义的，而且也尝试了他所知道的所有权利救济途径。然而，雇主不但不清偿工资，还把他和他弟弟扫地出门。如果说终曰劳动而收人微薄的农民工还能默默忍受，那么，让他们*不能忍受的是老板、包工头歧视他们，不尊重他们的人格，践踏他们做人的基本权利，打骂、侮辱他们，损害农民工作为人的尊严。农民工忍无可忍，恶性事件就此发生了。王斌余事件就是在讨薪受辱，遭到毒打辱骂之下突然发生的！许多农民工采取极端行为，大多是在这种人格尊严受到践踏的情况下发生的。王斌余事件不是孤立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特别是2000年以来，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状况非常严重，讨薪成为中国社会一个热度不减的话题。讨薪从个体行为蔓延为群体行动；从围堵工头到绑架工头全家；由单个的暴力行为演化为群体的非理智行为。许多人被迫采取私力救济的方式，其中更有部分农民工以自残，甚至跳楼、爬塔吊、服毒、自焚、剖腹等自杀手段相威胁。农民工讨薪的标志性事件：2000年是全城围堵工头（自助行为）；2001是绑架工头全家（作为私力救济的犯罪）；2002年是农民工上塔吊讨薪；2003年是温总理为农民工讨薪；2004年则是总理讨薪不成功，黑龙江鸡西市农民工被欠工资1160多万元，*长拖欠10年之久，政协委员夏家俊给总理写信为农民工申冤。有人指责这是非理性的，应该倡导理性维权。农民工讨薪，为什么就不能通过公力救济渠道和理性的维权方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