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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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期，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光武中兴”的盛世。随着政治经济的恢复发展，统治者也开始重视文化建设，实行“文武兼治”的方针，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文化和史学发展的措施，“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等等，①带动了史学的发展。特别是《史记》、《汉书》的出现，大大提高了史学的地位，也推动了史学批评的发展。《史记》是中国史坛上的伟大史著，是我国**部纪传体史书，博大而精深；《汉书》承迁而作，开创了包举一代的纪传体断代史，规范了纪传体体例。《史记》、《汉书》问世后，围绕《史》、《汉》的评论不断展开，促使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在两汉*终确立起来。综观两汉时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成就和特点，主要是两个方面：**，史学批评独立意识日渐增强。司马谈撰有《论六家要指》，对先秦学术作了概要性总结.他的史学批评已蕴涵了一定的自觉意识，具有承上启下的过渡特征，奠定了此后学术评论和分类的基础。他说：“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②司马迁的史学批评意识较其父更明朗，他在回答上大夫壶遂“孔子何为而作《春秋》”时，对《春秋》主旨和特征作了全面的阐释，他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春秋》辨是非，故长治于人”；“《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轼之诛，死罪之名”；“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作者简介

白云，彝族。1965年11月生，云南建水人。现为云南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1989年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199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生班，1999-2000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做访问学者，师从著名历史学家瞿林东先生学习中国史学史及史学理论。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历史文献学的教学与研究。已出版著作《中国古代史书体裁研究》、《中国史学思想通论·历史编纂学思想卷》、《史籍导读与史料运用》（合著）等4种；在《史学理论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社会科学战线》、《学术研究》、《江海学刊》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