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会堂往事追踪报告-(上.下卷)

本书特色

1954年，毛泽东北戴河下令，东南沿海骤起我军与国民党军海空大战。1958年，北戴河会议掀起建立“人民公社”高潮。毛泽东决意炮轰金门，中直疗养院1号楼成为金门炮战总指挥所。林彪从96号楼仓皇出逃，“九一三”事件震惊中外。
本书由权威军史专家倾力奉献，图文并茂，真实再现了共和国领袖的风采，给人以思想和视觉的震撼。是一部值得阅读、收藏的珍贵红色经典。

内容简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在东经116°23′17″，北纬39°54′27″的地方，有一座宏伟巍峨的建筑，她就是人民大会堂。与共和国命运相关的无数个故事，就发生在这座带有神圣和神秘色彩的厅堂之内。
人民大会堂不仅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的神圣殿堂，还是中国联系世界的纽带，见证了中国打开国门、拥抱世界的过程。

节选

相关资料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此时，人民解放战争已成摧枯拉朽之势，建立新的全国政权已经水到渠成。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新政府的权力核心具体设在什么位置？成了萦绕在中共领袖脑海之中挥之不去的焦点。动身这一天的早晨，中共领袖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有过这样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今天是进京的日子。我们决不能当李自成，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李自成进北平，到北平他们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新陈代谢，以新生的人民政权取代旧政权，成了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摧毁一个旧制度的工作已经接近尾声，那么一个新生的政权又该以怎样的姿态出现在人民的面前呢？01/新政府是人民的，新建大礼堂是“人民大会堂”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进驻北平。毛泽东是乘火车到达北平的清华园火车站的。迎接毛泽东到来的现场气氛颇为热烈，但掩饰不住经过连年战争之后，北平城内萧条破败的景象。“31年，快31年了啊！”毛泽东凝望着北平昏黄而又惨淡的古都，喃喃地说到。毛泽东对北平并不陌生，从他**次来北京，到此时已经快31年了。毛泽东清清楚楚的记着到达北京的这一天：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时年25岁。那时，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正在网罗人才，以期作为改革社会的栋梁之才。毛泽东被朋友蔡和森和师长杨济昌举荐，来北京大学。从湖南长沙乘火车来到北京，一路奔波辛苦劳顿之意在所难免，然而，惊异的是，在路上，毛泽东连脚上的鞋子都被小偷偷走了。到北京以后，毛泽东就住在离北京大学不远处的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的北方大土炕上。经杨济昌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被安排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一名助理员，负责报刊和阅览人员的登记工作，月薪8块银圆。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毛泽东得到了李大钊、陈独秀的教益，这对毛泽东后来成为革命领袖，起了很大的作用。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眼31年过去了。此时的北京，已经是物是人非，毛泽东感到大有翻天覆地之感。首都，必然是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的中心，必然是权利中枢的所在地。新中国定都北平，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深思熟虑的。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九月会议”，这是从日本投降以来，到会人数*多的一次政治局会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关于新中国定都北平的想法，逐渐地明晰起来。北京，不但在中国统一的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而且也在中国革命进程上起过先导作用。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掀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页，北京成了革命的发祥地。蒋介石政权定都南京，毛泽东却要把人民的政权定在北平。对此，他曾明确讲过：“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为此，毛泽东曾指示在华北作战的徐向前：“*好北平不要打！”不打北平，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完整地保存北平，将来留做人民的首都。后来，果然按照毛泽东所愿，国民党北平守军长官傅作义将军在解放军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下，于1949年1月20日宣布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和平解放，古老的北平城得以完整保存，所有名胜古迹，都得到了保护，城市的生产和生活秩序一切正常。定都北平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从国际安全和国际政治格局考虑。毛泽东就未来新政权选定首都的事，专门征询过城市工作部部长王稼祥的意见：“历朝皇帝的京城，不外乎西安、开封、南京或北平4个地方。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为合适呢？我想听听你的意见。”王稼祥早期在苏联留过学，考虑自然离不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因素。王稼祥认为：“定都北平，我认为好处在于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些。我们和苏、蒙两国虽然有漫长的陆上国界，但没有战争之忧。至于石头城南京，虽说有虎踞龙蟠之势，地理险要，但离港、澳、台近些，安全因素不能不考虑。至于西安，似乎偏西了一点。所以，我认为北平还是*合适的地方。”毛泽东不住地点头，承认王稼祥分析的有条有理。是啊，中国共产党要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当然主要靠自力更生，但也离不开国际上友好国家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定都北平正好可以方便、直接地得到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在新中国定都北平的问题上，毛泽东还与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斯大林交换过意见。那是在1949年的1月底，斯大林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飞抵石家庄，然后驱车到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毛泽东向米高扬通报情况，说新中国准备建都于北平，苏联老大哥没有持异议。1949年3月5日，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正式决定定都北平。毛泽东提出定都北平的计划：“我们希望4月或5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当时许多民主人士也希望把新的国都定在北平。他们纷纷写信给共产党**任北平市市长叶剑英，要他转告毛泽东，表示坚决拥护共产党领导，要与共产党更好地合作，希望共产党在北平成立全国性政府。人民通过自己推选的代表来行使国家的*高权利，首先就要有一个正规而且庄重的议事场所。巧合的是，在毛泽东这段讲话10年之后的1958年，在天安门广场西侧开始动工修建的大会堂，正式被毛泽东定名为“人民大会堂”！02/梁思成建议将大会堂建在五棵松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主持了这次会议，并致了开幕词：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议程中将要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的组织法，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与国歌，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的所在地，以及采取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的年号。接着，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负责对国都地点及纪年等问题进行研究的，是政协**届全体会议第6组。这个小组的主持人，是著名民主党派人士马叙伦。1949年9月27日，距离新中国成立只有3天的时间，马叙伦代表国都、纪年、国旗、国歌方案整理委员会向政协大会作了报告。经过广泛而认真的讨论，周恩来代表大会主席团提出4个决议草案付诸大会表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以上4个议案，被全体代表一致通过。至此，北京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从1956年起，先是在北京市政府内，就酝酿着在北京建设一个较大的礼堂的计划。作为首都，北京在客观上也需要有一个大礼堂，来进行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那时，党中央和国家级别的大型室内会议，地点通常选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如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万人以上的大会，通常在室外举行，地点多选在天安门广场。如1953年3月9日，为吊唁苏联斯大林元帅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追悼大会，人数号称60多万，是共和国成立初期规模*大的一次集会。至于北京市举办的各种集会，室内多是选择在北京中山公园内的中山堂、音乐堂，室外多是选择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以游园的方式进行。室外集会虽然能让很多人参加，规模和气势都很宏大，但受天气的影响比较大，偶尔的群众集会和游行还可以，坐下来研究商讨国家大事，就不那么方便了。共产党执政以来，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威信与日俱增。随着工农业生产形势越来越好，人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人民群众渴望着有一个能直接聆听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讲话的较大场所。这种想法经过多年的发酵，在人们头脑中变得越来越成熟和甘美。这个万人大会堂建在什么地方？肯定要建在北京的市中心无疑了。但是，新中国建国初期，北京城市建设规划，有着新城区与老城区之争。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北平城沦入日军之手。根据日伪政府的档案显示，日军侵占北平以后，1939年曾经出台一个规划方案，在五棵松地区建设了一个新城区。1946年，北平回到国民党政府手中，在日伪政府的规划方案基础上，当局提出规划方案，在五棵松城区基础上，建设新北平。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因为考虑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的办公驻地在五棵松地区一带，而且五棵松新市区经日伪和国民党政府的建设以后，已经变得非常繁华，市政设施也要好于北京古城。因此，为完整保护北京古城，负责制定新北京城市规划的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大胆提出了在五棵松建立中央行政中心的设想。按照这一设计思路走下去，万人大会堂的地址，就应该选在五棵松附近。在中国帮助建设的苏联专家却反对这一设想，他们更愿意在北京看到一个莫斯科红场的翻版，坚持必须以天安门为政治中心。苏联专家的理由也有一定的道理：在五棵松建新城是巨大的浪费，如果在老城建立行政中心，可以利用现有设备和资源。于是，在北京市副市长万里的主持下，北京市召开城市规划会议，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作了《关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问题的报告》，苏联专家团提出《关于改善北京市市政的建议》。巴兰尼克夫在报告中提出，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建设首都行政中心；苏联专家团则对巴兰尼克夫的计划进行论证，并对建设西郊新市区的设想予以反对。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苏联专家的意见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次会议之后，北京市建设局局长曹言行、副局长赵鹏飞提出《对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意见》，表示“完全同意苏联专家的意见”。这样一来，未来的万人大会堂不建则已，建就一定建在北京老城区的中心，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了。而北京老城区的中心，除了天安门广场还有哪里？况且解放初期，故宫已被改为博物院，旁边的太庙也被作为“劳动人民文化宫”，又在天安门广场上建起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天安门广场不仅已经成了北京市，而且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全国各族人民的政治文化中心。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天翔负责牵头北京旧城区的改造。他把著名的设计师张找来，对他说：“1935年遵义会议的时候，红军曾在遵义的一所学校的操场上，召开了一次露天的万人大会，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天，我们有责任在我们的首都，建设一座正式的万人大礼堂。”苏联顾问团也参加了新北京市的设计规划，为了尊重苏联专家的意见，上级指定张与苏联建筑专家阿谢耶夫共同负责为未来的万人大会堂选址。“这可是前无古人的创举。”张心想，不由得暗自佩服共产党的魄力。他估算了一下万人大会堂的面积，想为它找一个合适的位置。放在天安门广场？这个念头刚冒出头来，立刻就被阿谢耶夫否定。理由并不复杂：根据建筑美学中“对称”的原则，万人大会堂的体积和规模过于庞大，从正阳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到天安门、故宫的中轴线上，已经没有了它的位置。而放在中轴线的任何一侧，都很难对称协调。因此，著名设计师张在*初的设计规划中，把万人大会堂画在南长街的南向对景之中。当时有关天安门广场改造的12个方案中，苏联专家*为中意的1号方案和6号方案，都是主张把万人大礼堂建在南长街以南，建筑用地长约400米，宽约175米，面积约7万平方米。1958年7月，中共北京市委派出了由市规划局局长兼设计院院长冯佩之担任团长的城市建设考察团，去苏联考察城市建设问题；与此同时，万人大会堂的具体设计工作，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具体交由北京建筑设计院承办。设计院根据郑天翔的指示，工程师们集思广益，进行了一次全院性的征集设计方案的活动，截止到1958年8月8日，共收到10个设计方案。由于在设计方案中，并没有具体规定万人大礼堂的建设地点和建筑面积，又是以北京市委的名义交办的，因此，并不能说就是现在的人民大会堂的设计方案。但这些方案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考虑到了要盖礼堂及一部分会议室、休息室，建筑总面积在3万到5万平方米之间。北京市设计院技术委员会将这些方案张贴出去，进一步征求大家意见。当时，无论是哪一个设计方案，都对以下3个主要问题没有定论：万人会堂的停车问题如何安排？大会堂应有哪些主要功能？应该采用什么建筑形式？这3个主要问题，其实都和一个核心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个核心问题就是：这座万人大会堂究竟盖在北京的什么位置？就在设计人员陷入苦思冥想的时候，从北京市委又传出了新的消息。1958年8月下旬，当冯佩之率领的北京市城市建设考察团，从苏联莫斯科回到北京，全身心投入万人大会堂设计的时候，带队的冯佩之和设计院副书记沈勃，被叫到了北京市委。他们二人原来以为要向郑天翔汇报出国考察苏联城市建设的情况，却不料在北京市委听到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新消息！郑天翔书记告诉冯、沈二人，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和第二书记刘仁已经去北戴河，参加了中共中央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从北戴河传来消息说，为庆祝共和国成立10周年大庆，中央设想在北京建一批包括万人大会堂在内的重大建筑工程，并要求这些工程务必在1959年国庆节时投入使用，设计部门要早作准备。建造万人礼堂，是国庆十大工程之首。这不仅体现在工程量上，而且还体现在工程的选址上：那就是亿万人所瞩目的天安门前。于是，北京搞大会堂的任务与国家的国庆工程重叠了，两案自然合二而一。不仅如此，整个天安门广场的改、扩建工程，也与建造万人大礼堂工程一起考虑了。

作者简介

马祥林 国防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专业技术六级。现供职于国防大学校史馆，从事相关的党史和军史研究工作。1962年11月出生，河北景县人，1984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士学位，2003国防大学研究生课程进修班作战指挥学专业结业。公开发表作品二百余万字，主要有：《“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前后的风风雨雨》、《蓝眼睛·黑眼睛——国际友人援华抗日纪实》、《不朽的雕像》、《毛泽东点评国民党高级将领》、《二战八大将帅——曼施泰因》、《“正义事业”行动——美军入侵巴拿马纪实》、《将帅夫人谈将帅》、《将帅儿女谈将帅》、《80个共产党员的故事》、《重解长征之谜》、《亲历长征》等。作品曾被《北京青年报》、《作家文摘》、《法制晚报》、《兰州晨报》、《新浪网·读书频道》等媒体连载或转载，《蓝眼睛·黑眼睛》和《80个共产党员的故事》曾获得解放军图书奖和国家图书奖。担任撰稿的理论文献电视片《中国*高军事学府——国防大学》曾获2001年全国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电视片《决胜朔方——解放宁夏纪实》于2009年9月在中央电视台十套《探索发现》栏目连续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