贼城

我祖父是个拼刀子的人，他十八岁之前就干掉过两个德国人。我不记得到底是谁告诉我这件事的，好像一直就知道——就像我打小知道扬基队主场作战时要穿有条纹的球衣，而客场就披上灰色无条纹的战袍一样。可我不是生而知之的，但又是谁告诉我的呢？显然不是我爸，他向来不会和我分享什么秘密；当然也不是我妈，她一直忌讳且回避着去谈论不开心的、血腥的、畸形变态的那一套；不是我祖母，她熟知她祖国的那些传说——虽然大多数传说都相当可怕，像什么小孩子给狼吃掉了呀，或者被巫婆搞得身首异处呀——这些传说中根本就没有战争；当然当然，这件事更不是我祖父本人告诉我的。在我早年的记忆中，他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他很安静，有一双安静的眼睛，身材修长，在过马路的时候会牵着我的手。在我疯跑着大呼小叫地追赶鸽子或把糖蚊的胳膊、腿儿撕掉的时候，祖父通常都坐在公园长椅上读着俄文报纸。
我小时候住的地方离我祖父母只有两个街区，几乎每天都能见着他们。在贝里奇的铁道公寓那里，他们开设了一间小小的保险公司，主要服务于那些从俄国来的移民。我祖母总是在电话里推销保险，她让人着迷，她让人害怕……不管她用的是什么招儿，反正人们总会买她的保险，没谁能扛得住。祖父则做些案头工作，和纸张文件打着交道。我小时候总爱坐在他膝盖上，紧盯着他残缺的食指，那里那么圆润和光滑_从第二个指节处齐刷刷的断掉了——感觉上生来就是这么个样子。每到夏季，扬基队一开赛，收音机里就有转播。（在他过七十岁生日那会儿，我爸爸给他买了台彩电。）祖父这辈子也没有失掉他的口音，他从来不在选举中投票，也不听美国音乐，但他是一个忠诚的扬基粉丝。
九十年代后期，某保险集团想收购我祖父母的公司。在别人看来，人家出的价钱相当不错了，可我祖母还是去要了这个价儿的双倍。可想而知，那个集团公司跟我祖母进行了好一番讨价还价——我很想给彼公司一记忠告：跟我祖母搞这个，无非是浪费时间而已——到头来那家公司还不就是给了祖母她想要的价钱。在这之后，祖父母便秉承传统：卖掉公寓，搬到佛罗里达去了。
他们在墨西哥湾又买下了一所很小的房子。这幢房子是某建筑师在一九四九年建造的，如果这个人在那一年没被淹死的话，说不准能变成建筑大师吧。
在屋顶上我们还有台小小的收音机，除夕夜里我们就听到莫斯科斯巴斯克钟鸣响着国际歌。维拉不知道在哪儿找到了半个洋葱，分成四份并且涂上了葵花油，我们把洋葱吃掉后又用配给面包蘸光了那一点一滴的油水。面包咬在嘴里一点儿都不像面包，压根就不像食物。德国人炸毁了巴达耶夫食品库以后，列宁格勒所有的面包房便变得十分有创意了，任何不会把人毒死的东西全都会给添加进食物的配方里。整座城市都在挨着饿，没人有什么能够果腹的东西，可即使如此，每个人却都在诅咒这种面包：它那锯木屑一般的味道、在冬天的寒冷中能变得要多硬有多硬，有的人就是在嚼它的时候把牙给硌掉了。直至今天，就算我会遗忘挚爱亲朋的脸，也依然能够记得它的那种味道。
这半个洋葱和一百二十克面包就已经算是很体面、很不错的一顿饭了。我们躺在那里，裹着毯子，眼睛看着在空中飘舞的防空袭汽船带子。如果电台里没有新闻和音乐可播了，收音机就会发出节拍器的声响，好像永无止息的“嘀喀嘀喀”的声音，让我们知道这座城市还没有被攻占，法西斯也还在城门外。嘀喀嘀喀声又像是彼得城跳动的心脏，德国人从来都不曾让它停息。
是维拉发现那个从天而降的人的。她一边大叫一边指指点点着，我们这帮人全都站起来想看得清楚一些。那个伞兵不断向着这个城市降落，一束探照灯光打在他的伞衣上，就像一朵白色郁金香的花苞。
“德国兵！”奥列格•安托科利亚斯基说。他讲得没错，我们都可以看见德国空降兵灰色的制服。他从哪儿来的？我们中谁也没有听到空战或者防空高炮的声音，在近-小时内也不曾听见过轰炸机掠过头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