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声

第二天我起了大早，到了餐厅。还没什么人，杨经理看见我，好像有些惊奇。她看看我说，你，其实不用这么早的。停了停，又说，阿霞的话，不要当真。
　　我没想到的是，我的自律，会引起了其他人的好感，其中包括阿霞。
　　中午吃饭的时候，阿霞竟坐到我旁边，吃了几口，她又开始定定地看我，突然大声地对我说，你看，你可以不迟到的嘛。
　　大家又沉默了，含笑看着我，好像阿霞代替他们说出了对我的褒扬。我突然有些兴奋，是一种被接纳的感觉，可是这种感觉同样是奇特的。是一种有些幼稚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只是因为阿霞的一句话。
　　阿霞低下头去，大口地吃东西，把汤喝出很大的声响。那是一种理直气壮的声音，一种孩童式的理直气壮。我逐渐感觉到阿霞在人群中是一个小小的权威，奇特的是，这种权威却含有某种游戏的性质，是在被众人的纵容中形成的，这一点让我迷惑。
　　我想，我是个适应能力很强的人，我一旦融入了一个集体，也许不会被同化。但是也决不企图让它去迁就我。这一点，也许注定我不会成为一个领导者。一个星期后，我在下午休息的时间里不再觉得无聊，因为可以边打盹边听王叔讲他千篇一律的黄段子，或者和小李比赛打手掌机上的电子游戏，又或者在楼下大厅耳朵上夹着纸条打“拖拉机”。这样久了，也没人把我当什么大学生。大家都很放得开了，男人可以说一些关于女人的下流笑话，而女人开始八卦一些刻毒的家长里短。他们不在乎我听不听，只是我不再是他们不吐不快的障碍，这一点令他们感到欣慰。这个群体浮现出了它低俗的实质，这是我所陌生的，却似乎并无困难地接受了它。
　　这时候的阿霞，却是很安静的。她往往是拿来一小箩纸巾，一个人躲在角落里慢慢地折。开始动作是机械的，中规中矩的，她脸上的神情也是相当肃穆的，是完成使命的样子。渐渐自己也感到烦腻了，就折出许多花样来，脸色也跟着活泼了。折的多是些中看不中用的形状，很繁复，但失去了纸巾的功能的。这时候，如果有人问，阿霞，你折的什么啊？她就会把先前折好的模型迅速地抖开，再规规矩矩地折成千篇一律的样子。
　　终于有一次，在下午一场酣畅淋漓的牌局之后，我起身去厕所。经过阿霞的时候，突然听到她大声地说，你怎么跟他们一样哦，你是大学生哎﹗
　　我回过头去，看到她十分认真的表情，脸色又是通红的，却是个悲愤的模样。我一时间语塞，仿佛又是秀才遇到兵了。
　　拌凉菜的四川师傅小李，就打着哈哈说，阿霞妹子看不上我们，看上状元郎来。大家就很凑趣地笑，是替我解围的。
　　阿霞却恶狠狠地接上去，我就是看不上你们，我就看得上状元郎。我家弟弟就是个状元郎。我诧异极了，因为这些话阿霞几乎是喊出来的，肩膀抖动着，竟像是歇斯底里了。她大而空洞的眼睛却是要将我吸进去一样。我突然有些恐惧，觉得自己好像前世亏欠了她。
　　大家散去了，阿霞重新坐了下来，认认真真地将纸巾折下去。
　　接下来的下午，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原本是可以不发生的。
　　我们的工友里，有个安姐。是个很温柔和善的人，对谁都很好，还都是默默的好。这种好的表现往往是拾遗补缺的形式，你制服穿得不整齐，她叫住你，给你理理顺﹔你给客人擦桌子，匆忙了，擦得不干净，她就过去给你补上一把﹔你有事要找人代班，常常也**个想到她。她是个*好说话的人。
　　我刚来的时候，安姐已经怀孕四个月了。按理讲，这样的体力活，是不好做下去了。可大家知道她家里要钱用，也因为她的好，都没有人说什么。杨经理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只是让大家关照着她。后来有次姚伯伯看见了，很惊奇似的，说这个样子，出了事怎么办，当场就要辞掉她。安姐不说话，眼睛却红了。她换了衣服出来，去经理室结账。杨经理却跟她说，你留下吧，我跟姚总讲了。姚总说，总归总，你不要硬撑着做。
　　傍晚是生意的高峰，又是周末，这样的时候，再多的人手也是嫌不够的。大家都很忙乱，安姐却在这个时候出了差错。其实不是很大的事情，安姐端着一碗汤面，摆到桌上的时候倾斜了一下。洒出了一些到外面，却又溅到一位女客的裙子上，这客人自然是很恼怒，当场站起来，说了批评的话。其实公平地讲，这些话讲得是不过分的，这客人也是知识分子模样，无非说的是些大着肚子怎么还出来做事之类的。说得安姐把头深深低下去。这种事情在餐厅里也是常有，大家也没太在意，知道杨经理远远看见了，自然会过去摆平。可是这回，却看到阿霞拎着拖把，几个箭步过来，指着那女客的鼻子破口大骂，虽是带着乡音，却听得出骂得很难听，翻来覆去只是几句，句句都是关于女性*隐秘的部位。那女客楞住了，突然神色紧张起来，脸开始红一阵白一阵。阿霞却越骂越勇，女客竟不知如何还口，终于哭了。这一幕来得突然，众人都有些发怔，待到安姐醒悟，要掩住阿霞的口，经理已经过来了。经理呵斥着，阿霞却还在骂，失控似的，骂的话还是苍白而不堪，眼里却闪出了光芒，仿佛是成就了一番事业。
　　啪﹗杨经理一个巴掌重重落在了阿霞的脸上，她自己的手先缩回去。阿霞呆了一下，脸上泛起了奇异的笑容。她拾起拖把，十分镇定地走了。
　　我很吃惊。杨经理在给客人赔不是。客人这时终于缓过神来，嘴里劈里啪啦，把原本对着阿霞的针尖麦芒都向杨经理射过来。杨经理没有一丝愤怒的神气，躬着背，嘴里絮絮地说什么。在旁人看来，她却是忍辱负重的。
　　晚上我加班，打烊的时候，杨经理端着一杯茶，深深地叹了口气，对我说，这回，阿霞可能真的是留不住了。
　　接下来，我就知道了阿霞的事情。阿霞姓陈，她的父亲原本是面馆里的白案师傅，在店里做了很久的。手艺好，人也好。他没了老婆，留下一儿一女。小的是儿子，是他很骄傲的，在县里上了技专，在当地就是有了大出息了。陈师傅每每说起来，脸上都带了光，说他一个人跑到城里来打工，就是为了供儿子读书。女儿他就很少提，似乎也不愿意提。众人也并不问，想这些乡下的姑娘，也是大同小异的。陈师傅为人勤勉，为了多挣些钱，就常给人代班，经常是没日没夜。终于有一天，他在蒸小龙包的时候打起了瞌睡，懵懵懂懂，整只手就伸进了做肉馅的搅拌机里，机器运转得快，他来不及抽出来，当场手就没了。这件事很不幸，虽是因为他自己的疏忽，大家却都很同情。姚伯伯给他算了工伤，支了两万块给他，却想到他以后日子的难过，就又多加了一万。按理这件事情，店里对他是很厚了。可他从医院出来，到了店里，当着众人的面就给姚伯伯跪下了。说姚总对他恩重如山，可他却还有件开不了口的事。然后他就说，自己现在算是失去劳动能力了，将来总怕要坐吃山空，家里还有个上学的孩子，这就是难上加难。他想着，能不能让闺女来接他的班，好歹家里还有个挣钱的人。姚伯伯问起这女儿能做什么，他也是反反复复地说，什么都能做，什么都能做。
　　阿霞来到的时候，众人是喜欢的。一来心里多少都带着些怜悯，二来阿霞的样子很敦厚，说起话来，似乎也很规矩。她自然是不会做白案的，经理开始分配她些轻省的活，她就很勤力。比如折纸巾，因为枯燥，别人往往做起来三心二意。可她却心无旁骛似的，折起来，像是开动了马达的机器，无休无止的，总要外力的介入才停得下来。也是这件事，让人开始觉得她似乎有些发痴。她的手脚其实又是粗笨的。日子久些了，经理也试着让她做复杂些的活，比如给客人上菜。她上手的碗盏，却经常遭受破损的命运。可是她的记忆力，似乎又是异乎寻常的好。因为给客人落单这样的事，在餐厅里为了运作的快捷，所有的菜式都是排了编号的，就是一道菜对应一个编号。服务生到了后厨，直接把编号给师傅就好了。这就很考验服务生的反应能力，客人点了菜，要立即落实到编号上。旺季里，店里有一百多道菜。刚来的工友，出错是常有的事。可是阿霞来那天，只把菜单看了一个中午，以后落单似乎就没出过错。这件事，被工友们传得有些神乎其神了。
　　从此，经理就让阿霞专下心来，做拖地，折纸巾和落单这三样工作。这几样比起其他工友的工作，是见缝插针式的。虽然单调，阿霞却很尽责。好像是机器齿轮间的润滑剂，不显眼，却也不碍眼，是时时处处发挥着作用的。
　　到了后来，大家发现了阿霞一些奇特的地方。在旁人*吵闹的时候，她往往是安静的。细细看去，她眉宇间这时候竟会带着悲意。这就和她敦厚的五官很不相称，生出了人小鬼大的滑稽。大家开始以为她是为了父亲，可到了她欢快的时候，似乎又判若两人，这就让人很费解。再到后来，她就在众人面前大起嗓子，开始说些不着边际的话，配合着粗鲁的举止。开始觉得她是孩子气。可有一回，一件极小的事情，竟让她嘶喊着，使劲地薅起自己的头发来。这实在就让人莫名其妙了。
　　这样过了一个月，有天一个工友来，说是阿霞父亲的一个同乡终于告诉他一些内情。原来阿霞这孩子是有病的，是脑子的病，不知是何时落下的病根儿。总之发作起来是一时悲悲戚戚一时呼天喊地的。家里请过神，驱过邪，究竟也没有治好。不过这孩子不发病的时候，是极好极懂事的。大家纷纷颔首称是，心情却都很复杂。有人终于说，陈师傅这个人，把个有病的孩子送出来，怎么就放得下心来。又有人说，万一出了事，这不是给人家找麻烦么，看他老老实实的一个人，怎么就这样把姚总给涮了。
　　这时候大家朝阿霞看过去，她正安安静静地坐着折纸巾。工友们嘴里说着他父亲的不是，心里对这个小姑娘，却是越发地同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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