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逸史-冯自由回忆录-上下册

本书特色

★ 16开平装，东方出版社出版

★ 冯自由（1882-1958），1895年在日本横滨随父冯镜如加入兴中会，孙中山机要秘书（中国民国总统府首任机要秘书），蒋介石国策顾问

★ 《革命逸史》并不是为个别领袖树碑立传，而是忠实地记录了革命史上无数无名英雄抛洒热血、舍生取义的业绩。在举世滔滔、数典忘祖大有人在，沐猴而冠、粉墨登场的年代，他以革命的亲历者、以严肃的史家态度，编写革命史，为后世留下了难得的信史

★ 章太炎评其治史“阿私之见少矣”。此部回忆录所载“吉光片羽，弥足宝贵”，“一切记载皆有来源可寻”，曾任《逸经》、《大风》杂志主编的陆丹林亦称此书“全在事实为本，绝不以道听途说来做依据”，是以见其可贵。以个人传记和轶事为重，不假构，不虚美，不隐恶：其人正，其文直，其事核，成就了这部民国革命人物档案实录

★ 130多万字的《冯自由回忆录》，包含着异常丰富的鲜活史料，值得一读

革命党人的理想与奋斗——冯自由《革命逸史》述评 

　　冯自由，字建华，原名懋龙。祖籍广东南海。1882年生于日本横滨(一说长崎)华侨之家，1958年4月6日卒于台北。 

　　冯氏早年致力“革命”，晚岁则专事著述。所撰著作甚夥，影响大者有1915年初版之《三次革命军》、1928年初版之《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1945年初版之《华侨史话》、1946年初版之《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续编》、1945—1947年初版之《革命逸史(1—5集)》、1947年初版之《华侨革命开国史》、1948年初版之《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1954年初版之《华侨革命组织史话》、1981年初版之《革命逸史(第6集)》等。学界为称道、史料价值高者，为《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及《革命逸史》两书。 

　　《革命逸史》初集由林森题名，共录史料80则，先已分开刊载于《逸经》文史半月刊(凡三十六期)。所据主以香港《中国日报》、著者历年笔记函牍、民元临时稽勋局调查表册，次以冯氏之记忆。 

　　《革命逸史》第二集由蒋中正题名，共录史料58则，先已分开刊载于香港《大风》旬刊及十日刊(凡三年)。所据主以己亥年(1899)出版之香港《中国日报》、冯氏多年珍藏之笔记函牍、民元临时稽勋局调查表册，次以冯氏之记忆。 

　　《革命逸史》第三集由吴敬恒题名，共录史料36则，先已公开刊载于香港《大风》旬刊、重庆《中央》周刊、《三民主义》半月刊、《组织》旬刊、《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华侨先锋》、《桂林党义研究》半月刊。所据主以己亥年(1899)出版之香港《中国日报》、冯氏多年保全之笔记函牍、民元临时稽勋局调查表册，次以冯氏之记忆。 

　　《革命逸史》第四集由居正题名，共录史料33则，先已公开刊载于民国前香港《中国时报》、美国旧金山《大同日报》、加拿大《大汉日报》、民国后香港《大风》旬刊、重庆《中央周刊》、《三民主义》半月刊、《组织》旬刊、《华侨先锋》、《扫荡日报》、《南风》月刊、《永安龙凤》月刊。所据主以己亥年(1899)出版之香港《中国日报》、冯氏多年保存之笔记函牍、民元临时稽勋局调查表册，次以冯氏之记忆。 

　　《革命逸史》第五集由张继题名、蒋中正题字，共录史料31则，部分先已公开刊载于民国前后国内外各杂志、日报，部分则源于冯氏早先所写《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一书所载每次革命军起义始末之修订与添补。所据同于前四册。 

　　《革命逸史》第六集共录史料22则，部分先已公开刊载于民国前后国内外各杂志、日报，部分则源于冯氏早先所写《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一书所载每次革命军起义始末之修订与添补。所据亦同于前五册。 

　　“逸史”之名，相对于“正史”而言者也。若谓“正史”为“在朝者”所述或所认之历史，则“逸史”就是“在野者”所述或所认之历史。故凡民间之记载及历代相传之遗闻轶事，皆可归入“逸史”名下。冯自由自述“逸史”与“正史”之区别云：“逸史又称野史，其所以异于正史者，则正史以简约明达要言不烦为主。而逸史之旨趣，则在于搜罗世闻之典章、故实、嘉言、懿行、旧闻、琐语、奇谈、艳迹，一一倾囊倒箧以出之。体例无须谨严，记载不厌琐细，既可避文网之制载。亦足补官书之阙漏。”(冯自由《革命逸史·自序》) 

　　“补官书之阙漏”，可为“逸史”之职责，但非为其全部职责，更非为其主要职责。“逸史”或“野史”之主要职责，是在“正史视角”之外，提供“另类视角”，是实现“视角转换”或“视角互补”。在同一视角下增补材料或捡漏拾遗，只是“量”的不同：“转换视角”，则有“质”的不同。“补官书之阙漏”，亦不无价值，然若与“正史”站在同一视角看历史，则历史之大量信息，就被损耗了。仅在史料上“补官书之阙漏”，无足道也；只有在视角上“补官书之阙漏”或“补官书之未备”。方得谓之上乘。 

　　冯自由《革命逸史》，乃系超过百三十万言之巨著，甚为“补史料”之作欤，抑或为“补视角”之作欤？著者以为两者兼备焉。 

　　朱寒冬、高红以为冯氏之书只为“补史料”之作，非为“补视角”之作。其言曰：“它与国民党史界的诸多革命著作一样，都是以兴中会、同盟会和国民党为系列编写党史或革命史，而对光复会、日知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往往有所忽略。”地域上则偏向广东、香港及海外华侨集居地，而忽略“两湖”、“江浙上海”两个“革命中心”。“打下了这种所谓‘正统史观’的印记”。(《冯自由与<革命逸史)》，《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第4期，页93—94)既被斥为“正统史观”，当然就没有增补“新视角”。 

　　但却增加了“新史料”。朱、高两人之文只在“新史料”层次上肯定冯氏之书：“冯自由撰写的《革命逸史》，为我们留下了比较丰富的历史资料，对此应当予以肯定。”(同上，页94)。这些“新史料”包括作者个人之私藏，如“民元临时稽勋局调查表册”及早年“笔记函牍”等。 

　　韩戍则以“辛亥考古”评冯氏之书：“幸而有冯自由和《革命逸史》的‘辛亥考古’，让一个个鲜活的英雄又重新为我们知晓。”(《冯自由和(革命逸史)》，《时代教育(先锋国家历史)》2009年第8期，页136)但此处所谓“考古”，似仍停留于增补“新史料”之层次，谓其“写史时抛弃党派偏见，慎之又慎，力求准确”，有肯定其增加“新视角”之意。但措辞并不明确。 

　　傅国涌则多少论及“新视角”之问题，谓其革命史“不虚构、不夸张、不隐晦，是尊重事实的”(《由国民党失意元老转为历史学家的冯自由》，《炎黄春秋》2002年第2期，页24)；又谓其《革命逸史》“侧重于个人传记和逸事”，可以弥补《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之不足(同上，页25)；又谓其“并不是为个别领袖树碑立传，而是忠实地记录了革命史上无数无名英雄抛洒热血、舍生取义的业绩”，“为后世留下了难得信史”(同上，页25)。“不虚构”、“侧重于”、“并不是”云云，都是一种“新视角”之表征，只是傅先生没有明说而已。 

　　著者以为冯氏《革命逸史》作为“野史”之一种，既有增补“新史料”之功，又有增补“新视角”之功。此处所谓“新视角”，当然是相对于“官史”而言。立于“官史”之视角，看到的是A面；立于“野史”之视角，看到的却是B面。两面可以互相对立，但却一定是可以互补的。如李燮和，“官史”看到的是其“臭名昭著的‘筹安六君子’之一”之一面，冯氏之书看到的却是其光复上海、促成江浙独立等“辛亥功臣”之一面。再如杨衢云、秦毓鎏、尤列、陈少白等辛亥先驱，“官书”看到的是他们“属于黄兴和华兴会体系”之一面，冯氏之书看到的却是他们或“比孙中山先生资格更老”，或“和中山先生并称为‘四大寇”’之一面。在A面被推为“正统”，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情形下，能够看到另一侧“与众不同的历史”，看到“B面之历史”，当然是有功于“新视角”的。 

　　冯氏曾撰《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载《民报》第4号页97—122，1906年4月)，构建出一整套“社会主义思想”，因之“应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陶季邑《从<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看辛亥时期冯自由的社会主义思想》，《益阳师专学报》第14卷第1期页74—76，1993年2月) 

　　冯氏又撰《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大赛会游记》(少年中国报社印行，1915年6月1日)，视世博会为“网罗文化之集合体”及“诱导文化之催进器”，特从“文化主义”之视角观察世博会，对于“中华文化”有批评，亦有赞颂。(陈占彪《尘封近百年的冯自由世博会游记》，《世纪》20lO年第4期，页16—19) 以上两例说明，冯自由尚不失为一个有想法、会思想之人，看问题之视角常能与众不同。其《革命逸史》之写作，亦当不差于上述两作：多多少少有功于“新视角”之增补，决不走“人云亦云”之路。 

　　今将冯氏《革命逸史》列入“民国名人回忆录”系列，故更名为《冯自由回忆录》。望读者诸君察之。

内容简介

《革命逸史》是冯自由根据香港《中国日报》及他自己多年笔记、往来书信、稽勋局调查表册等编写的，所记载的都是*有根据、*有价值的正史材料，只是“暂以革命逸史名之”。

　　晚清至民国之要人，几乎全收笔下，且记述多为非亲历者不能知之趣事。所载“吉光片羽，弥足宝贵”，“一切记载皆有来源可寻”。他以革命的亲历者、以严肃的史家态度，编写革命史，为后世留下了难得的信史。费正清、唐德刚、杨天石、傅国涌等海内外民国史专家一致评定此书为民国史**书，蒋介石、林森等曾亲笔题写“书名”。

前言

革命党人的理想与奋斗——冯自由《革命逸史》述评
冯自由，字建华，原名懋龙。祖籍广东南海。1882年生于日本横滨(一说长崎)华侨之家，1958年4月6日卒于台北。
冯氏早年致力“革命”，晚岁则专事著述。所撰著作甚夥，影响大者有1915年初版之《三次革命军》、1928年初版之《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1945年初版之《华侨史话》、1946年初版之《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续编》、1945—1947年初版之《革命逸史(1—5集)》、1947年初版之《华侨革命开国史》、1948年初版之《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1954年初版之《华侨革命组织史话》、1981年初版之《革命逸史(第6集)》等。学界*为称道、史料价值*高者，为《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及《革命逸史》两书。
《革命逸史》初集由林森题名，共录史料80则，先已分开刊载于《逸经》文史半月刊(凡三十六期)。所据主以香港《中国日报》、著者历年笔记函牍、民元临时稽勋局调查表册，次以冯氏之记忆。
《革命逸史》第二集由蒋中正题名，共录史料58则，先已分开刊载于香港《大风》旬刊及十日刊(凡三年)。所据主以己亥年(1899)出版之香港《中国日报》、冯氏多年珍藏之笔记函牍、民元临时稽勋局调查表册，次以冯氏之记忆。
《革命逸史》第三集由吴敬恒题名，共录史料36则，先已公开刊载于香港《大风》旬刊、重庆《中央》周刊、《三民主义》半月刊、《组织》旬刊、《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华侨先锋》、《桂林党义研究》半月刊。所据主以己亥年(1899)出版之香港《中国日报》、冯氏多年保全之笔记函牍、民元临时稽勋局调查表册，次以冯氏之记忆。
《革命逸史》第四集由居正题名，共录史料33则，先已公开刊载于民国前香港《中国时报》、美国旧金山《大同日报》、加拿大《大汉日报》、民国后香港《大风》旬刊、重庆《中央周刊》、《三民主义》半月刊、《组织》旬刊、《华侨先锋》、《扫荡日报》、《南风》月刊、《永安龙凤》月刊。所据主以己亥年(1899)出版之香港《中国日报》、冯氏多年保存之笔记函牍、民元临时稽勋局调查表册，次以冯氏之记忆。
《革命逸史》第五集由张继题名、蒋中正题字，共录史料31则，部分先已公开刊载于民国前后国内外各杂志、日报，部分则源于冯氏早先所写《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一书所载每次革命军起义始末之修订与添补。所据同于前四册。
《革命逸史》第六集共录史料22则，部分先已公开刊载于民国前后国内外各杂志、日报，部分则源于冯氏早先所写《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一书所载每次革命军起义始末之修订与添补。所据亦同于前五册。
“逸史”之名，相对于“正史”而言者也。若谓“正史”为“在朝者”所述或所认之历史，则“逸史”就是“在野者”所述或所认之历史。故凡民间之记载及历代相传之遗闻轶事，皆可归入“逸史”名下。冯自由自述“逸史”与“正史”之区别云：“逸史又称野史，其所以异于正史者，则正史以简约明达要言不烦为主。而逸史之旨趣，则在于搜罗世闻之典章、故实、嘉言、懿行、旧闻、琐语、奇谈、艳迹，一一倾囊倒箧以出之。体例无须谨严，记载不厌琐细，既可避文网之制载。亦足补官书之阙漏。”(冯自由《革命逸史·自序》)
“补官书之阙漏”，可为“逸史”之职责，但非为其全部职责，更非为其主要职责。“逸史”或“野史”之主要职责，是在“正史视角”之外，提供“另类视角”，是实现“视角转换”或“视角互补”。在同一视角下增补材料或捡漏拾遗，只是“量”的不同：“转换视角”，则有“质”的不同。“补官书之阙漏”，亦不无价值，然若与“正史”站在同一视角看历史，则历史之大量信息，就被损耗了。仅在史料上“补官书之阙漏”，无足道也；只有在视角上“补官书之阙漏”或“补官书之未备”。方得谓之上乘。
冯自由《革命逸史》，乃系超过百三十万言之巨著，甚为“补史料”之作欤，抑或为“补视角”之作欤？著者以为两者兼备焉。
朱寒冬、高红以为冯氏之书只为“补史料”之作，非为“补视角”之作。其言曰：“它与国民党史界的诸多革命著作一样，都是以兴中会、同盟会和国民党为系列编写党史或革命史，而对光复会、日知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往往有所忽略。”地域上则偏向广东、香港及海外华侨集居地，而忽略“两湖”、“江浙上海”两个“革命中心”。“打下了这种所谓‘正统史观’的印记”。(《冯自由与<革命逸史)》，《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第4期，页93—94)既被斥为“正统史观”，当然就没有增补“新视角”。
但却增加了“新史料”。朱、高两人之文只在“新史料”层次上肯定冯氏之书：“冯自由撰写的《革命逸史》，为我们留下了比较丰富的历史资料，对此应当予以肯定。”(同上，页94)。这些“新史料”包括作者个人之私藏，如“民元临时稽勋局调查表册”及早年“笔记函牍”等。
韩戍则以“辛亥考古”评冯氏之书：“幸而有冯自由和《革命逸史》的‘辛亥考古’，让一个个鲜活的英雄又重新为我们知晓。”(《冯自由和(革命逸史)》，《时代教育(先锋国家历史)》2009年第8期，页136)但此处所谓“考古”，似仍停留于增补“新史料”之层次，谓其“写史时抛弃党派偏见，慎之又慎，力求准确”，有肯定其增加“新视角”之意。但措辞并不明确。
傅国涌则多少论及“新视角”之问题，谓其革命史“不虚构、不夸张、不隐晦，是尊重事实的”(《由国民党失意元老转为历史学家的冯自由》，《炎黄春秋》2002年第2期，页24)；又谓其《革命逸史》“侧重于个人传记和逸事”，可以弥补《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之不足(同上，页25)；又谓其“并不是为个别领袖树碑立传，而是忠实地记录了革命史上无数无名英雄抛洒热血、舍生取义的业绩”，“为后世留下了难得信史”(同上，页25)。“不虚构”、“侧重于”、“并不是”云云，都是一种“新视角”之表征，只是傅先生没有明说而已。
著者以为冯氏《革命逸史》作为“野史”之一种，既有增补“新史料”之功，又有增补“新视角”之功。此处所谓“新视角”，当然是相对于“官史”而言。立于“官史”之视角，看到的是A面；立于“野史”之视角，看到的却是B面。两面可以互相对立，但却一定是可以互补的。如李燮和，“官史”看到的是其“臭名昭著的‘筹安六君子’之一”之一面，冯氏之书看到的却是其光复上海、促成江浙独立等“辛亥功臣”之一面。再如杨衢云、秦毓鎏、尤列、陈少白等辛亥先驱，“官书”看到的是他们“属于黄兴和华兴会体系”之一面，冯氏之书看到的却是他们或“比孙中山先生资格更老”，或“和中山先生并称为‘四大寇”’之一面。在A面被推为“正统”，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情形下，能够看到另一侧“与众不同的历史”，看到“B面之历史”，当然是有功于“新视角”的。
冯氏曾撰《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载《民报》第4号页97—122，1906年4月)，构建出一整套“社会主义思想”，因之“应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陶季邑《从<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看辛亥时期冯自由的社会主义思想》，《益阳师专学报》第14卷第1期页74—76，1993年2月)
冯氏又撰《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大赛会游记》(少年中国报社印行，1915年6月1日)，视世博会为“网罗文化之集合体”及“诱导文化之催进器”，特从“文化主义”之视角观察世博会，对于“中华文化”有批评，亦有赞颂。(陈占彪《尘封近百年的冯自由世博会游记》，《世纪》20lO年第4期，页16—19) 以上两例说明，冯自由尚不失为一个有想法、会思想之人，看问题之视角常能与众不同。其《革命逸史》之写作，亦当不差于上述两作：多多少少有功于“新视角”之增补，决不走“人云亦云”之路。
今将冯氏《革命逸史》列入“民国名人回忆录”系列，故更名为《冯自由回忆录》。望读者诸君察之。
西元二千十一年九月十三日于北京

节选

相关资料

当年，横滨兴中会成立不久，孙中山等人在冯自由家中午膳，问起冯喜读何书，冯对日“《三国演义》”，；又问喜爱其中何人，对日“孔明”。孙中山赞其喜爱孔明即是知古今顺逆之理，遂嘱冯父令其入会。于是，14岁的冯自由成了革命党*年轻的“元老”，人称“革命童子”。17岁时，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尝以“大同大器十七岁，中国中兴**人”自题。其总角同窗苏曼殊评之日：“少有成人之风，与郑君贯一齐名，人称双璧。……君有澄清天下之志，人但谓广东人有生为乱，而不知君固克己笃学之人。”又被称为“革命通”，“党中每有关于党史及调查革命同志履历，必向他咨询”。然历经革命、政治道路上的种种起伏，冯自由*终只得寄情于著史，所谓“写将平生寄逸史”。章太炎评其治史“阿私之见少矣”。此部回忆录所载“吉光片羽，弥足宝贵”，“一切记载皆有来源可寻”，曾任《逸经》、《大风》杂志主编的陆丹林亦称此书“全在事实为本，绝不以道听途说来做依据”，是以见其可贵。以个人传记和轶事为重，不假构，不虚美，不隐恶：其人正，其文直，其事核，成就了这部民国革命人物档案实录。

作者简介

　　冯自由(1882-1958)，原名懋龙，字建华，后改名自由广东南海人，出生于日本华侨家庭，1 895年在日本横滨随父冯镜如加入兴中会，自称“马前一小童”

　　早年创办多种革命刊物，鼓吹天赋人权说、自由平等思想，深得孙中山赏识1906年被孙中山任命为同盟会香港分会会长，协助孙中山参与策动各地的起义，并为之积极筹款，居功甚伟

　　1912年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出任总统府的机要秘书1919年加入国民党，坚决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1924年公开反对孙中山的三大国共合作政策1925年被开除国民党籍1932年，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1935年，恢复国民党党籍1943年，当选国民政府委员1951年奉蒋介石电召偕妻赴台1953年，任“国策顾问”1958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