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女儿

舞台上的幕布缓缓打开，在舞台上方的正中央赫然出现了“八一建军节纪念晚会”这九个鎏金大字。气氛虽庄严肃穆却不缺乏热情洋溢，在纪念八一建军节的晚会上，报幕人迈着铿锵有力的步子从台后走出然后用清脆而响亮的声音说：“下一个节目，江西兴国山歌”场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报幕人的声音瞬间被这一浪高过一浪的呐喊声、号叫声和掌声淹没。 台下坐满了观众，现场气氛非常热烈，观众们热烈地鼓掌。头发斑白的王杰将军一面鼓掌，一面掉头对邻座的我说：“我还记得一两个……”王杰的声音虽显得有些苍老却中气充沛，铿锵有力。就像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忠诚于党、忠诚于党的事业的那份执著、那份坚毅、那份虽历经岁月风霜的洗礼却越加坚定的气魄。 江西民歌？我的脑海一震，记得那是很久很久以前，在闽粤赣边区我也曾听过那边的妇女唱过江西民歌。没想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在这儿竟有幸再次听到。思绪将我带到硝烟滚滚的1934年。1934年是我们闽粤赣边区斗争*艰苦的开始。我们那儿的主力红军一部分参加了“抗日先遣队”北上了，一部分和中央红军合编，准备长征，4月天就走了。我们留下来坚持敌后斗争的一支小部队，在主力红军撤走以后，就遭到白匪疯狂的“围剿”。为了保存力量，坚持斗争，我们被逼无奈上了山。 队伍虽然上了山，可还是当地地下斗争的领导中心，我们支队的政治委员魏峰同志就是这个中心县委的书记。当时，我们一面抽空打击敌人，一面通过一条条看不见的交通线，和各地地下党组织保持着联系，领导着斗争。这种活动进行了没多久，敌人看整不了我们，竞使出了一个叫做“移民并村”的绝招：把山脚下、偏僻的小村子的群众统统强迫迁到靠平原的大村子去了。敌人这一招来的可真绝，切断了我们和群众的联系，各地的党组织也被搞乱了，要坚持斗争就得重新组织。 上山以前，我是干侦察员的。那时候整天在敌人窝里逛荡，走到哪里，吃、住都有群众照顾着，瞅准了机会；一下子给敌人个“连锅端”，歼灭个把小队的保安团，真干得痛快。可是自打上了山，特别是敌人来了这一手，日子不那么惬意了：生活艰苦倒不在话下，只是过去一切生活、斗争都和群众在一起，现在蓦地离开了群众，可真受不了；浑身有劲没处使，觉得憋得慌。正憋得难受呢，魏杰同志把我叫去了，要我当“交通”，下山和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接受了这个任务，我可是打心眼里高兴。当然，这件工作跟过去当侦察员有些不一样，任务是秘密地把“并村”以后的地下党组织联络起来，沟通各村党支部和中心县委——游击队的联系，以便进行有组织的斗争。去的落脚站是八角坳，是个离山较近的大村子，有三四个村的群众新近被迫移到那里去。要接头的人名叫李玉梅，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媳妇，1931年入党的。1932年“扩红”的时候，她带头把自由结婚的丈夫送去参加了红军。以后，她丈夫跟着毛主席长征了，眼下家里就剩下她跟一个才5岁的小妞儿。敌人实行“并村”的时候，把她们那村子一把火烧光了，她就随着大伙儿来到了八角坳。听说她在“并村”以后还积极地组织党的活动，是个忠实、可靠的同志，所以这次就去找她接头，传达县委的指示，慢慢展开活动。这些，都是魏政委交代的情况。其实我只知道八角坳的大概地势。就这样，我收拾了一下，换了身便衣，就趁天黑下山了。八角坳离山有30多里路，再加上要拐弯抹角地走小路，下半夜才赶到。这庄子以前我来过，那时候在根据地里像这样大的庄子，每到夜间，田里的活儿干完了，老百姓开会啦，上夜校啦，锣鼓喧天，山歌不断，闹得可热火。可是，现在呢，鸦雀无声，连个火亮儿也没有，黑沉沉的，活像个乱葬岗子。只有个把白鬼有气没力地喊两声，大概他们以为根据地的老百姓都被他们的“并村”制伏了吧。可是我知道这看来阴森森的村庄里还埋着星星点点的火种，等这些火种越着越旺，连串起来，就会烧起漫天大火的。我悄悄地摸进了庄子，按着政委告诉的记号，从东头数到第十七座窝棚，蹑手蹑脚地走到窝棚门口。也奇怪，天这么晚了，里面还点着灯，看样子是使什么遮着亮儿，不近前是看不出来的。屋里有人轻轻地哼着小调儿，听声音是个女人，声音压得很低很低的。哼的那个调儿那么熟，一听就听出是过去“扩红”时候*流行的《送郎当红军》： 五送我郎当红军， 冲锋陷阵要争先， 若为革命牺牲了， 伟大事业侬担承。 ……十送我郎当红军， 临别的话儿记在心， 郎当红军我心乐， 我做工作在农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