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传奇

问：就用暗杀的办法来解决。　　答：对。这是袁世凯的一个罪恶。袁世凯有两大罪恶，另外一个是称帝。1913年3月20日，还差半个月满31岁、实际主持国民党工作的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暗杀。用手枪解决政治角力，这是民主共和的挫折。不过，当时司法独立的意识深入人心，不但各地商会、教育会等民间组织和各界领袖、各种报刊直截了当指摘袁世凯的罪恶，纷纷要求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这一罪案，上海地方检察厅也发出传票，要求北京地方检察厅协助将犯罪嫌疑人国务总理赵秉钧及其秘书“解送”到上海审问，展现了司法机构作为正义的*后守护者的威力。不幸，解决这一罪案的正确途径没有被国民党接受，他们不顾舆情和力量对比，于7月12日发动“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不但自己全军覆没，而且开启了在民主共和的基本框架建立后，继续用武力解决政治纷争的先例。　　这不仅是个别领袖的认识问题，更深刻的根源在这一举动背后的制度缺陷和文化根源。民主共和制度建立后，哪怕很不完善，革命党也必须及早完成从革命组织向民主政党转变的历史任务，摒弃暴力思维，学会民主、法治，在改革和完善制度中寻求国家长治久安。这是观念和制度的深刻变革。这一变革过程包括政党本身的运作和领导方式的变革，完成政党本身的民主化。当时国民党多数领袖反对这一孤注一掷的行动，但党本身没有民主化，多数人的意志不被尊重。　　问：如你所说，袁世凯是清末新政主要支柱之一，而清末新政成就很大。袁世凯也并非守旧，并不一定就是民主共和的敌人。当时袁世凯存在两种取向，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怎么对待袁世凯，怎么对待从旧体制中分化出来的关键人物，怎么引导他们向善，我认为是民国初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就有希望双赢；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容易两败俱伤，甚至前功尽弃，导致全面的复辟。辛亥革命的*终失败，或许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解释。　　进一步分析还可以发现，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利益分配机制的问题。即革命成功后，旧派的利益要不要尊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暂时掌握话语优势的新派，有没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天下为公的胸怀，能不能跟旧派在利益分配格局上达成妥协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很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