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列侬与洋子的最后谈话(八品)

1980年的初夏，《花花公子》向我提出能否让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接受访谈，我接下了这个差事，当作是个挑战，全然不知道自己将要打开怎样的大门。
我开始给可能有线索的朋友打电话，我去跟那些和列侬夫妇关系密切的人约见——比如哈里·尼尔森、菲尔·斯佩克特、尼基·霍普金斯这些乐坛人物，任何能将我引向那对隐居夫妇的人我都想见。雅各布·马格努森，一个我曾报道过的卓越的爵士音乐家，来电告诉我一个惊人的秘闻：约翰正在联系乐手——厄尔·斯利克、休·麦克拉肯、安迪·纽马克，等等——并且已经雇用了制作人杰克·道格拉斯，要录制一张新专辑。
苦苦追寻之旅由此开始。我给道格拉斯留了无数电话留言，等他终于回复时，我却刚好外出。与此同时，我弄到了据说是小野洋子的公关人员的电话，他发布过关于洋子以二十五万美元拍卖出一头奶牛的新闻。另一个电话号码将我引向了列侬夫妇的会计，一位看起来能让我有机会见到他雇主的温和男士。他向我保证，写一封信就足以引起洋子本人的注意，所以我谨慎地拟了封电文。我继续寻找其他的联系方式：另外一些音乐人、道格拉斯，所有奇奇怪怪的关系。我去了纽约，和任何暗示自己可能会帮到忙的人见面。我见了三四个家伙，都声称自己是见到列侬夫妇的唯一途径。等回到加州，我得知那个波士顿的宣传来过电话。洋子收到了电报，安排见面，约在达科他公寓。
洋子的一个助理打来电话，问我的出生时间和地点。这次会面看来是要依据洋子对我星座的解读而定，就像传言中那样——列侬夫妇的许多商业决定受到了星象的指引。我能想象自己对《花花公子》的编辑解释时的样子：“很抱歉，我的月宫在天蝎座——访谈黄了。”这事显然不由我掌控。我提供了我的出生信息：12月23日下午三点，出生于波士顿。
穿过一重重阴森的大门和一道道的安检，9月8日那天，我走进了达科他公寓，不确定将会有什么奇遇。在外间办公室，我见到了在电话中联系过的两个人，他们的声音我早已熟悉：约翰和洋子的会计理查德·德帕尔马，以及他们的助理。他们始终彬彬有礼、善意相助。其中一位请我脱鞋后再进入洋子的私人办公室。
我进去时洋子正在打电话，她向我点点头，示意我在她跟前的沙发上坐下。我挺直坐着，打量着她。如我所料，她看起来很严肃。
我们聊了起来，聊到了纽约、天气、飞机航班。她转向下一个话题。除了我的星相，她还看了我的运势。基于这两点，她判断：“接下来是你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这个访谈将比你现在所能理解的意味着更多。”这是说我们正式开始了吗？从来没有直接的答案。她是在测试我。她问了我对访谈的构想，以及希望澄清哪些先入为主的偏见，我都一一作答。很显然，我对这次访谈非常重视，不过洋子对此没太大反应：重视是理所当然的。我答应留下几本样刊，她可以看看《花花公子》以前做过的访谈。她让我第二天早上再给她打电话。
那天下午，我留下刊登着吉米·卡特、马丁·路德·金、鲍勃·迪伦、艾伯特·史怀哲等人访谈的样刊，都是重磅人物。第二天早上，我打到达科他公寓找洋子。“中午你到我们这儿来见见如何？”她提议道。
到了达科他公寓，我得到口信，让我去附近一家咖啡馆见洋子。没一会儿我就坐在了那儿，对面是约翰·列侬和两杯卡布奇诺。约翰看来才起床，睡眼惺忪，没刮胡子，边呷咖啡边等在接电话的洋子。“现在还太早，不管是喝咖啡还是采访，”他笑着说，“我搞不懂她是怎么应付过来的。”
喝着咖啡聊了会儿，洋子带我们上了辆豪车。车驶过城市西区，在拥挤的街道上穿行，我们也开始热络起来。洋子的脚搁在约翰的膝上，约翰边在她脚边的折叠椅上保持着平衡，边解释着当天要做的事情。专辑*后一首歌曲是洋子的《艰难时期过去了》（“HardTimesAreOver”），要录制充当背景的福音配唱。
洋子始终戴着黑色太阳镜，漫不经心地读着《纽约时报》，时而抬眼看看头靠在车窗上的约翰。他的军绿夹克敞开着，衣领竖起挡着脖子，里面是件纯白T恤。他抓着扶手和前面的司机座椅，保持着平衡。洋子折起了报纸，放在旁边的座位上，她一头乌黑的头发向后梳得紧紧的，与黑色皮夹克融为一体。约翰的心思显然在接下来的访谈上，因为接下来他开始对我说话。“我正期待着这事，”他说，“我们已经很久没做过访谈了。”他的语气变得兴奋：“首先，你得听听我们*新的音乐。你听过之后再说！过会儿我们会放磁带给你听。”
我们到了录音棚，这是一个旧仓库，选这儿录音是因为它巨大的空间。制作成员包括制作人杰克·道格拉斯、录音师李·德卡洛和几个助理，都已经在控制室里。约翰迅速跟大家打招呼，一边把我引荐给屋里的一圈人。听到我的名字，道格拉斯会心一笑，朝我眨眨眼。“祝贺祝贺。”他仿佛在说：我没想到真会见到你，但还是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