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时尚创意-中国服装品牌建设

　　在中国汉代的《礼记·内则》中即有“男女不通衣裳”的规定。唐代以前，由于受胡服的影响，曾出现没有绝对服从这一礼规而男女服式差异较小的现象，但女着男装则还未曾有过。在唐代，由于民族大融合，经济繁荣，国泰民安，文化开放，其时北方边地和西域马上民族粗犷的性情以及英武的装束，对女性着装意识产生了一种渗透式的影响，营造出一种适合女着男装的气氛，因此，女着男装蔚然成风。玄宗开元初，《旧唐书·舆服志》载“或有着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真实地记载了当时的女着男装之风。在《新唐书·李石传》中还有“吾闻禁中有金鸟锦袍二，昔玄宗幸温泉与杨贵妃衣之”的记录。《新唐书·五行志》记录了“高宗尝内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具纷砺七事，歌舞于帝前。帝与后笑日：‘女子不可为武官，何为此装束？’”虽说太平公主这种举动可能出于恃宠撒娇，但却说明了女着男装不仅仅只是出现在民间，也同样出现在了宫廷之中。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女子仿制男装、穿着男装的风气之盛。　　在唐开元、天宝年间，“胡服热”席卷中原诸城，长安及洛阳等地穿胡服之风*盛，其时饰品也独具异邦色彩。我们从武则天孙女永泰公主墓的墓室画中及出土的女俑身上，以及陕西省境内的其他唐墓中都可看到这种带饰：其样式多为头戴幞头，身穿圆领窄袖袍衫，足登乌皮六合靴，腰系革带，与男子装束几乎无异。反映出这种风尚在大唐开元、天宝年间已经盛行。穿紧身胡服参加社交活动在当时的官民之中已为时尚，一些士大夫的妻子也竞相效仿，甚至索性就直接穿起丈夫的胡服招摇过市。因此，在《中华占今注》中有“至天宝年中，士人之妻，着丈夫靴衫鞭帽，内外一体也”的记载。　　大唐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为开放的朝代，外来文化对中原的影响很大，但必须指出的是，当时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并非是不加选择地生搬硬套，而是结合了唐代的纺织材料与工艺特点，继承了周、战国、魏晋时期的风格，融周代服饰图案布局上的严谨、战国时期的伸展、汉代的明快、魏晋的飘逸为一体，同时融合外来服饰的精髓。皮革材质制作的胡服、用羊皮或小牛皮制作的浑脱帽产地遍及全国，在产量、质量上均超过之前各代，新颖富丽的唐代丝、棉织品等服饰材质成为符合大众审美习惯的选择；并且唐代服饰的装饰图案多为写生的花、草、鱼、虫，以表现自由自在、饱满、华美、圆润之寓意，除此以外，也有传统的龙、风图案用作服装装饰，表现皇权神授的思想。所以胡服流入中原后服装材质即改用有图案的丝棉织品，而风格也由粗犷转为细腻，如此唐人以博采各国文化的态度，将胡服之优势与本国服装的特点融会贯通，推出了无数新奇美妙的服装，为中国服装史谱写了精彩的篇章，其冠服之丰美华丽，妆饰之奇异纷繁、绚丽多姿，使服饰、图案的华贵之美达到了历史上令人叹为观止的高峰。唐代服装的辉煌正是唐代开放又开明的思想环境和自由、宽容的社会环境，以及唐代人以承前与开拓的意识对外来服装博采众长、合理借鉴、勇于创新的结果。以上诸种原因，造就了中国服饰文化史上空前绝后的时尚之风。　　中国唐代服装的辉煌不仅伴随丝绸之路远播西亚、欧洲，还光耀亚洲现今的越南、日本、韩国等许多国家的绝大部分地方。现今的日本与韩国等地的人民早在隋唐时代起，就与中国有着密切的交往和文化交流活动，“推古天皇”甚至模仿隋的服装，制定了冠服和朝服。到了日本的奈良时代，大唐的时尚之风已吹遍亚洲的许多国家，日、韩等国家均以模仿唐朝的服装和穿戴方式为时尚。可以说，唐代服饰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了国际性的影响，并一直延续到今天，这正应了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之说。唐代服饰是“民族文化·时尚创意”的典范之一，为我们当今以“中国的·国际的”视野与胸怀建设服装品牌强国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良好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