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导论(哲学课)

中文版序1991年9月受时任威尔士大学卡迪夫学院宗教研究系系主任的汉弗莱?帕尔默（Humphry Palmer）教授和时任威尔士大学兰彼得分校圣大卫学院宗教与神学研究系系主任的保罗?巴德姆（Paul Badham）教授之邀，我从英格兰的肯特大学来到威尔士大学，承担两所大学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的一些全新课程，包括“中国宗教学”“儒家哲学”，以及后来的“比较伦理学”等，从此开始了我在威尔士大学长达15年的教学科研学术之路。帕尔默教授和巴德姆教授对于非西方文化、思想、哲学、宗教的开放与赞赏，使得有着近200年历史的威尔士大学兰彼得分校成为伦敦亚非学院之外英国的又一不仅讲授传统的一神宗教（基督教神学、伊斯兰教、犹太教），而且研究印度宗教、东亚宗教（包括日本宗教、中国宗教、儒家哲学）和非洲宗教的学术中心，同时也深刻地改变了我自己的学术方向和生命轨迹。在众多儒学前辈的不懈努力下，特别是经过当代新儒学代表人物如哈佛大学的杜维明（Wei?ming Tu）、夏威夷大学的成中英(Chung?ying Cheng)、多伦多大学的秦家懿（Julia Ching）、香港中文大学的刘述先等先生的创造性发展与开拓，儒学或儒家哲学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西方大学已经为人瞩目，引起了哲学、历史、宗教学、教育学、东亚研究等诸多领域学生和学者的浓厚兴趣。但整体而言，除了少数几所美国大学（如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夏威夷大学）外，欧洲很少有大学开设这样的专门课程，而自成体系的英文儒家哲学教材更是鲜有所见。因此，在头几年的教学过程中，我更多是指导学生阅读英文翻译的儒家经典和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方面的英文文献，主要参考书为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1953)、陈荣捷（Wing?tist Chan）编纂的《中国哲学文献选编》（1963）、本杰明?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s）的《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1985)，以及后来陆续出版的一些学术专著如罗伯特?伊若泊（Robert Eno）的《儒家天的创造：哲学与隆礼》(1990)、罗哲海（Heiner Roetz）的《轴心时代的儒家伦理――迈向后传统思维的突破性重构》(1993)、倪德卫（David S?Nivison）的《儒家之道――中国哲学之探讨》(1996)等。这些书籍为课程提供了思想史的框架和结构，而狄百瑞（Wm?T?de Bary）、杜维明、成中英、白诗朗（John Berthrong）、安乐哲（Roger Ames）等中西方儒学大家的学术著作及论文则被引为讲解传统儒学在当代阐释、转化与应用的依据和佐证。在西方大学讲授儒家哲学，对象当然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中成长起来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他们的思维习惯、知识积累与方法论训练常常使其对来自其他文化传统的思想形成自己的切入点和问题域。因此，如何使西方学生更好地理解、分析和把握儒学思想就成为当时备课时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我的讲课思路是沿着两条主线展开的：一是要让学生理解，古老的儒学传统如何奠定了东亚2000年历史的基本格调、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并在近现代思想的变迁中重新焕发了活力；二是要使学生思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儒学思想如何可以通过与世界其他文明尤其是西方哲学和宗教的比较、交融、互鉴，既创造性地转化自身，又彰显对于人类文明与世界和平所能贡献的独特价值。这两条主线一直主导着我对儒学思想的反思，后来也就自然成了支撑本书结构、展开其内涵、分析其价值的主要理念。从多年的教学讲义发展为一部学术书稿，需要更为潜心的查阅资料和研读思考。1998年，我利用威尔士大学的学术休假，申请并非常荣幸地获得了剑桥大学克莱尔堂（Clare Hall）学院的客座研究员 (visiting fellow) 职位。任职期间，我在学校图书馆和学院阅览室中全身心地投入对书稿的增删修订之中，历时一年有半，终有所成，于1999年把初稿提交给剑桥大学出版社。通过出版社的专家评审并做出相关修订后，《儒学导论》一书于2000年初得以正式出版。一经出版，即被一些大学的哲学系、宗教研究系、历史学系、东亚研究系等列为参考书目，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幅较为全面的儒学图景，对儒学思想在英文世界的传播和研习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之后，《儒学导论》被陆续翻译为西班牙文和波兰文出版，成为世界上儒学研究广为使用的标准教材。二十年过去了，虽然欧美已经涌现出不少儒学导论性质的著作，但本书作为比较早的儒学教科书，其连接中西方儒学研究的桥梁性质与功能并没有丧失，当初对西方学生提出的诸多问题在今天对于东方学生与学者依然有效。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深深地融入了世界经济、科技、文化之中，全球化不仅为人民生活带来了实在的物质利益，而且在思想层面改变了我们对于身、家、国、天下问题的思考方式与处理方式。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儒学的魅力和当代儒学的积极作用，因为儒学虽然历经数千年而传承，但其内在精神从来不是抱守残缺、故步自封、画地为牢，在关键阶段总是积极参与、主动变革、能动适应。当今世界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华文明复兴也对批判性反思传统提出了更高要求，负笈而行、任重道远，作为传统文化的儒学不仅需要创新性发展，而且需要在与世界文明的交融中得到进一步的洗礼，因为只有通过与世界其他思想体系的比较、互鉴，才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儒学研究不仅需要中国的视角，而且需要世界的视角，我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既要明了其历史的要素，也要在历史的延续中创造性地改造其内涵与外延，从而彰显其当代价值。这些既是我撰写本书时的初衷，也是本书对今天中文读者的可能意义之所在。承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支持，本书中文版得以问世，我深为欣慰和感激。我首先要感谢本书的译者刘健先生。他前后花费数年时间认真阅读、消化和理解，并*终形成译稿，其中的辛苦自是不为他人所知。我还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中心主任杨宗元女士，没有她的支持和帮助，本书中文版不会有缘与读者见面。姚新中2020年5月于中国人民大学静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