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与酒

　　《身份共同体70后作家大系：老人与酒》： 　　 　　前些年的一个初冬，因为一些生活与情感的变故，我从北京消失，潜回老家。我关了手机，偶尔在半夜里打开，看看短信。那段时间我非常不喜欢跟人接触，觉得每张笑脸都是虚伪的。 　　在老家，一个靠着水产养殖业走向富裕的、村民见到生人**眼都会揣度这个人的钱包厚实不厚实的海边乡村，我跟父母住在一起。他们问我不是过年过节的，怎么就回来了。我想了想，说，歇一歇。 　　他们也难以继续问下去。因为他们不了解我的生活，不知道我长年累月在干什么，就像我不了解他们活着到底想干什么一样。我和父母、姐妹长期就生活在这种隔阂的状态中，有血缘的关系，但没有生活和心灵的沟通。记得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半年后，父亲有一天突然问我：“你在福州干什么工作？”我反问道：“你问这干吗？”他埋怨道：“唉，老是有人问你干什么的，我回答不出来。”我叹了口气，道：“说给你听你也不知道。”他说：“你随便说一个，应付应付，我说不知道，他们不相信，农村的人就爱打听，挺烦人的。”我知道我父亲是个孤僻的人，老有人这么烦他确实挺烦人，我说：“你就说是编杂志的吧。”父亲点了点头，他根本不知道杂志是用来干吗的。 　　后来我从福州辞职，到了北京后他们就更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了。有一年出了几本书，带了几本放在家里。母亲根据别人的说长道短，也许猜测我是靠写字过日子，她很心酸。有一次我写部农村的小说，住在家里写了一部分，母亲看我每日不言不语、憋闷的样子，有一天走到我身边，道：“别写这东西了，去找个安稳的工作吧。”我突然间很生气，发作道：“你以前都不管我，现在和以后能不能都不要管我。”这话一出，我们都有点心酸。我的嚎叫呛得她很无趣，讪讪地出去了。父亲有点幸灾乐祸又有点事不关己，对母亲道：“就你多事。”从小到大，比如说从小学到大学，他们都不知道我在学校里是个优等生还是个劣等生，也不知道在社会上，我是个好人还是个坏蛋。我以一种绝对自由的姿态生长，如今一旦他们想约束我或者想介入我的生活，我都会有一股无名怒火冒上来，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 　　因此我住在家里，就像一团谜跟另一团谜住在一起，或者说，像一派卧底和另一派卧底住在一起，只是并不想揭开对方的谜底。先前几天过得很愉快，生活从未如此干净，不受任何人的干扰。有一天，突然感到莫名的孤独，于是我对父亲说，要去北京开始一个稳当的工作了。他们很欣慰，开心地把我送走。我离开家，在小县城里找了个地方住下来。 　　这个小城里有我的许多中学同学，还有非常要好的。我想联系他们中的一个出来聊聊，但是又忍住了这个念头。联系上一个同学就相当于联系上大部分的同学，我的生活又会变得喧嚣起来。我必须珍惜这难得的寂寞时光，虽然孤独有时候是如此磨人。我在楼上睡了一个很不踏实的午觉，拉开绿色的画布窗帘，窗前有个工厂，依稀可见质朴勤劳的女工正在干活，我不能确定在干什么，也许不是拖鞋就是领带，或者是加工黄花鱼，这个小城市没什么重工业，只能是诸如此类的活计。我想，我应该也干点什么，要不然，空虚会让一个人哭起来的。 　　去街上走走吧，也许能碰到奇迹的。我一向耽于幻想，大学的时候，没饭票了，我一般都会在周末起床后上街捡钱去，从铁狮子坟走到新街口豁口，一无所获之后，便会到新街口书店看会儿书，有机会还会顺一本回来。那时候书店没有电子设备，松得很，我又很迷信书本上的话，偷书不算偷，觉得这个道理很硬。渴望奇迹能够使人容易度过困窘的时光。 　　我穿过城市的主干道，多多少少有些记忆浮现起来，但想碰到一件让我兴奋的事，那是不可能的。到了车站，看见一些人背着包袱进进出出，我停了片刻，观察了几个人的相貌举止，猜测他们去干什么，是好人还是坏人，甚至我还猜到有一个可能是扒手。这个游戏也没什么意思，没有人会告诉我谜底，搞了几分钟后，索然无味，我便从崇文街穿向城市的另一头。崇文街热闹但狭窄，长年累月回荡着靡靡香软的闽南歌曲，两边齐整而密集的发廊里，晾着一身白肉的熟女少妇们探出头来，她们一点儿都不冷，很热情地叫道：“小弟，进来嘛！”他妈的，从十几岁到现在过了三十了，都被人叫小弟。就这副鸟样子，估计到了六七十岁还是被人叫小弟。我有些郁闷，不理会她们的热情，表情严肃地穿街而过。突然有个嘹亮而腻人的声音叫道：“大哥，进来玩会儿嘛！”我心中一动，看到一张似曾相识的脸，是个穿着花色背心露出壮硕的胳膊和雄伟的半球的少妇，有张还算姣好的面容。 　　我果断地走了进去。她把半截烟头一丢，领着我，揭开一个帘子，里面是个小间，有一张按摩床。她用手指了指按摩床，动作之程序化，犹如一个老医生叫病人检查身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