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台湾农会研究:1945-1975

　　产业组合以市街庄行政区域为组织范围，以一户一社员为原则，社员交纳股金，并可享受盈余分配。产业组合的主管机关为总督府殖产局商工课。为扶持产业组合的发展，政府对产业组合采取低利率的资金融通特别保护措施。组合本身设社员代表大会和理事会、监事会三种机构，分别作为组合的权力机关、执行机关和监督机关。和日本本土的产业组合不同，台湾产业组合理事、监事的选任、解任都需要经过州知事或厅长的许可，也就是采取“主管机关认可制”。殖民政府对台湾产业组合的差别待遇还表现在：取消了日本产业组合法中，有关设置联合会及中央会的条款，使台湾各产业组合只能各自独立经营，缺乏组合间的业务统筹联系；限制每一社员出资股数，规定除非获得台湾总督府许可，否则不得超过30股，社员的盈余分配比率也与日本本土不同②。台湾产业组合法规与日本本土的种种不同，使台湾产业组合的自主精神大打折扣，成为主管机关直接干预的“官制团体”③。　　台湾产业组合规则公布之初，台湾一般人民对合作精神并不了解，当时产业组合多半由日本人领导，台湾人和其语言习惯不同，也加深了对产业组合的隔膜，而农村居民更有“银币死存”的习惯，拒绝将现金存人产业组合，所以产业组合无论组织与业务，均发展困难，截止1913年底，台湾共设立了18个产业组合，其中信用组合14单位，购买组合2单位，信用贩卖组合2单位，组合员仅2，760人，事业资金不过72万余日元④。这些组合除法规颁布前已经成立的外，其余都是经由殖民当局奖励设立，自动自发设立的几乎没有，而且早期的法制化购买组合均以日本人官吏和日资公司职员为对象⑤。截止1915年，台湾设立的组合仍仅有66单位。台湾产业组合的勃兴始于1916年，由于一战爆发，日本经济形势大好，台湾以糖业为主的各项产业也得到较大发展。经济的发展，加上殖民政府一直按“一市街庄，一产业组合”的原则，在台湾着力推广奖励产业组合的设立，从1916年到1920年间，台湾产业组合有如雨后春笋般迅猛发展，到1920年末，台湾共有组合251单位，组合员116，316人，事业资金1，961.6万余日元⑥。合作组织的发展，与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息息相关，一战结束后日本的经济危机、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对日本经济造成重创，也使台湾的产业组合在直接间接的影响下濒临险境。殖民政府鉴于产业组合对产业经济影响甚大，于是一方面促进组合的整顿与奖励设立，给予资金支援，另一方面加强合作组织的教育与指导。从1921年起，殖民政府陆续于台北州各地设立产业组合研究会，1923年7月7日又设立台湾产业组合协会，由台湾总督府总务长官任会长，殖产、财务两局长任副会长。该会每年举行全岛产业组合大会，研究各地遇到的困难问题，并表彰优良产业组合①。在殖民政府的扶持下，台湾产业组合继续发展，到1932年，组合数增加到494个，组合员增至52万人，其中农业人员占32万余人②。　　台湾产业组合的种类包括信用、贩卖、购买、利用等四种单营组合，以及由这四种事业组合而成的各种兼营组合。在各种组合中，又以办理信用事业的组合数量*多。1927年，经办信用业务的产业组合数量即已超过当时的市街庄总数，显示当时台湾各市街庄已都有信用组合的设立。购买组合的数量仅次于信用组合，大约在1933年，台湾各市街庄都已有购买组合的设立。信用组合的快速发展，显然受到日本产业组合模式发展的影响，而购买组合的发达，则与进入蓬莱米时代后，农村地区对肥料以及其他生产资材的需求增长有关③，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日本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国内军国主义抬头，试图通过对外侵略来摆脱危机。1931年日本在中国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逐渐陷入战争的泥沼。为了掌握粮食、安定农村经济，日本政府逐渐加强了对农村生产与生活的全方位掌控，产业组合因此被赋予更多的任务，在农村社会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1932年4月日本本土召开的全国产业组合大会，将农村产业组合必须兼营信用、购买、贩卖、利用等四种事业作为产业组合发展的目标。受此次会议影响，台湾的产业组合中单营，或兼营两种、三种事业的组合逐渐兼营其他事业，兼营信用、贩卖、购买、利用四种事业的产业组合逐渐成为台湾农村产业组合的主流④，并深刻影响到战后台湾乡镇农会的事业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