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与纪念

《人物与纪念》：　　朱总司令来延安之日，正是我们离开晋西北的兴县更深入到敌后方去之时。我们在敌人的许多据点——前方叫作“梅花点”——里面绕了一些圈子，遇到过敌我的战斗之后，在作战的××队司令部听到了一个消息：“朱总司令到了延安！”这引起大家莫大的兴奋。我们再前进的计划因发生阻碍不能实现，仍折回兴县。于是看到通讯，述延安欢迎朱总司令及作家茅盾、张仲实等的经过。我回延安去看他们的心事已经迫切得很了。七月初，回到延安的第二天早晨，便和白羽一道去访总司令。　　收发科的同志把我们填的会客单子拿上去不过一分钟之后，就有××同志跑下来迎接我们。走上了用砖砌的不斜陡的一段路，只见一个个子不高，光头阔脸宽肩，身穿草绿色军服的人站在坪台边上含着微笑，接待我们。在今天以前，我是没有看见过朱德同志的，虽然我曾简要地写过他的传略（和毛主席的传略一道在莫斯科两个出版处出版了）。从相片，从传述，一见便知道是他。白羽给我们介绍，拉手后，三人同人会客室，靠长桌坐下。我坐在朱德同志的对面。　　他笑容满面，我目不转睛地看他。真像一个普通的农民——我心里想。但是他的面部究竟是严肃的，态度是异常从容、谦虚的，然而你感觉得到他的大风度、大气魄。这些特点时时在告诉你：他是有绝大的把握的。他的两眼灼灼有光，两道眉毛特别地粗而长。说话从容、简短、有力。声音洪亮，发自“中堂”。他坐得很稳。和他在一起，真是“天垮下来也不管”都可以的。我想起中国某记者述他之稳如泰山，什么事都有办法。我记起另一位记者述他之和农民兵士在一道时谁也找不出他的特别标记来。我记起，在莫斯科看中国抗战电影片时，和我坐在一起的很有才能的写电影剧本的女作家文诺格拉兹卡耶看到朱德同志时，兴奋得老是耸我的臂膀，说：“这样一个出色的英雄，面貌朴实得像一个石器时代的人！”……朱总司令问我回国多久了，问晋西北的状况，……我略述在那边之所见所闻，述贺龙同志给我的印象，述续范亭先生之研究唯物辩证法……话头转到“新诗怎样写法?”——总司令直接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也说，作诗总得讲究点规律、音韵等等。他谈蔡文姬的诗好；谈有些中国的诗，用很少的字句能写出一切情境，“我看这是很大的艺术”——他说。说到这里他起身去取来一本厚厚的《诗词续选》，翻开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给我们读，书上用红铅笔打了许多直行。我们一面读，他一面称赞。我索他自己所作的诗。他又起身去取出一个笔记小本子来。这时有人端来了早饭，两个素菜、稀饭、馒头。他邀我们吃。康克清同志也进来一道吃饭。我看她英姿奕奕，朴质诚恳，她一点也不告诉你，她是总司令的夫人。她毫不做作，她也不知道，她不应该做作。即是说，她一切都是很自然的天真的本色的。我们陪着吃了一点东西，翻小本子找诗，不见。康克清同志伸手拿去代找也不见。*后还是总司令自己找出了几首。我读了，感觉得气魄浩大，诗如其人。字句精练，技巧亦高。我抄下来，说，将译成俄文加到我写的《朱德传略》里面去，同时在《大众文艺》上发表，问他不反对吗，他谦虚地说：“修改一下吧，丢丑哩。，'我们还继续谈了许多话。总司令几次问到苏联描写新生活的文学作品有些什么翻译成中文了的。白羽手里拿着一本《文学月报》第五号，总司令要了去，还要白羽给他找一份全的。《大众文艺》也要全的，每期要多几份。　　谈到在部队里做文化工作时，总司令主张组织一些人到部队里去，*好是到团部去，专门做搜集和整理材料的工作。他说：“如果有些东西现在不能大量出版，就只先印五百份给我们自己轮流看，同时存着做历史材料也是好的……”我们座谈的时间不少了，起身握手作别，朱德同志送我们出门后也就回到自己的房子——窑洞里去了。我回到文协后，许久许久没有动作，没有言语。他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使我太感动了，虽然他是非常单纯，非常朴素而自然的。　　我们的《大众文艺》第五期要在八月里出版。“八一”是中国工农红军——现名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成立的纪念日子。我们愿意写点文章纪念它。编者们的意见，*好是请八路军的创立者之一和它的总司令给我们讲一讲“八一”南昌暴动的经过和红军建设的历史、故事等等。我们将这意思转达给朱德同志，他欣然地应允了。同时说，回延安后还没有去过边区文化协会，这次就去看看大家吧。　　这天的上午，在太阳炙热之下他步行来到了文协。他到处都是那样简朴、谦虚、从容、稳重的。“很久没有来过这里，很对不住！”他拿出小本子要丁玲、刘白羽、周文等所有到会的文协的和大众读物社的工作者几十个人都签字留名。他开始谈“八一”南昌暴动的前夜中国革命的形势，马克思、列宁主义由知识分子发展到工农……“孙中山在晚年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经常地向左翼靠，他总喜欢革命的进步的，并且很爱惜他们。落后的，虽是跟了他很久的，他也是不喜欢的。”“国民党改组后，由于苏联的帮助，建立了国民革命军……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知道建军的。孙中山的特殊处，在于照苏联红军的办法建立国民革命军队，设指导员、党代表。因此老军队完全变了样，变了质。南昌暴动的基础，主要力量也是我们所建立的军队——在第四军里的一个团……工农民众配合了它。”“北伐时主要的还是靠群众力量。那时国民革命军虽有五六个军，但每军*多只九个团，第四军只七个团，共不过三四十个团，但每一个团能打垮反革命的一个师，因为民众力量大。每处真是十万二十万的，蚂蚁似的到群众大会来，有组织的群众以百万千万计算……国共合作时国民党也做工农运动。工人百多万都组织起来了，很革命。农民运动在广东、江西、湖南、湖北大大地发展了。自然那时的左右倾机会主义都有过，因为共产党员不够，不能控制左右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