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卷-当代学人精品

初入师门

今年值业师筱苏先生百年冥诞，而我自追从先师学习历史地理之日起，也整整走过了三十个年头。回想三十年前初入师门的一幕幕情景，更深感今天能够对学术稍有所知，并能够尝试研究一些问题，无一不仰承于先生的教诲。常言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当年入学伊始，先生的一些重要教诲，为我奠定治学的旨趣和路径，信当受益无穷。
三十年前，我**次到先生家中谒见先师的时候，先师特地请来黄永年和曹尔琴两位老师在座，一同指导我们的学位课程。先师告诫我和费省、郭声波两位师兄，要像永年先生一样勤奋，永年先生每天工作多长时间，我们就要持续读书多长时间，绝不能疏懒放纵，荒废学业。黄永年先生学问渊雅通达，于先师为后学晚辈，但在同辈学人当中，罕能有人匹敌，这自然是长年累月博览群书的结果，对于像我这样几乎没有看过什么文史典籍的理科生来说，不能不感到很沉重的压力。
为督促引导我们读书，筱苏师让我和两位师兄每人各自准备甲、乙两本读书笔记，逐一记录每天阅读的书籍和简要心得，并在每周写一篇读书札记。上课时将读书札记连同其中一本读书笔记，一起交给先师审看。下周再交去另一本笔记和新的读书札记，同时取回上周交去的课业。先师告诉我们说，这是从顾颉刚先生那里传承下来的教学手段和治学方法，宁可劳而不获，不可不劳而获，只有勤于读书，勤于动笔，才能披沙沥金，求得真知。在当时完全不识学林门径的蒙昧状态下，我对老师这些话，并不能很好地理解，直到很多年以后，读到顾颉刚先生的读书笔记，我才深切体会到，这种看似笨拙的读书方法，正是研治古代文史之学的看家功夫。
先师要求我们用功读书，向黄永年先生看齐，实际上就当时的年龄而言，他老人家用功之勤，比黄永年先生，似尚有过之。除了饭后稍事散步之外，从早到晚，先师几乎无时不刻都在读书治学。我随先生读书之时，先生虽已年逾古稀，每年发表的论文，却都在十几万字以上。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也是相当丰硕的成果，先师为之付出何等勤恳的努力，可想而知。在同一年龄、同等地位的学界前辈当中，如此辛勤著述，恐怕也别无第二人在。正是先生身体力行，垂先示范，使我在读书过程中，逐渐认准门径，站稳脚跟，把恪守师训，勤勉读书，作为治学的根基和终生不渝的轨辙。

先师培养学生，重视身教，而不愿多提具体要求，一如其不断开拓学术研究新领域和探究新的研究方法，不喜徒自标榜招摇，更注重做出扎扎实实的示范性研究。尽管如此，对一些*基本的治学路数，还是耳提面命，未尝稍懈约束。
筱苏师约请黄永年先生参与对我们的指导，主要是想让我们师从永年先生，打好版本目录学基础，因为前辈学者把这看作是研治古代文史**的根柢，根深才能叶茂。在这一方面，我因为在本科时没有受过科班训练，基础很差，开学头两周勉强凑成的读书札记，都是利用《大清一统志》和《读史方舆纪要》之类的史料，来描述汉唐地理问题，先生阅后，便郑重写出批语，指教我从事历史地理研究和研究所有历史问题一样，都一定要使用**手史料，才能得出有价值的结论，这是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以后即使是写札记，也绝对不能使用像这样的转手史料。
先生的批语，对我触动很大。于是加倍努力，倾心学习历史文献学知识。筱苏师本来已经安排黄永年先生对我和两位师兄加以关照，再加上秉性相近，黄永年先生对我又颇有几分偏爱，课外另给予很多点拨，促使我的文献学素养，逐年有所充实，较诸以往，有了明显改善。时至今日，我仍然牢记先师当年指教的路径，尽可能掌握更多更扎实的版本目录学知识，以使自己的研究，具备更为坚实的基础，而不知不觉之中，侧重历史文献的考辨，似乎已经成为我研治学术问题的一项特色。
很多年来，因为筱苏师积极倡导文献记载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许多束书不观的人便妄自引以为据，片面宣扬野外考察的重要价值。实际上，从先生对学生素质的要求这一点就可以清楚看出，在文献记载与实地考察这两项治学手段当中，先生一向是把准确熟练地利用历史文献记载，放在核心和基础的位置之上，更从未有过轻视文献记载的看法。
问学初始，先生给我的另一项重要教诲，是帮助我拓宽学术视野，走上治学正轨。由于历史基础薄弱，刚开始练习写读书札记时，我完全没有信心关注较多问题。考虑到东北是自己的家乡，大学本科时还以石器时代东北地区的聚落为对象，写过本科毕业论文(这也是我报考先生研究生时投上的课卷)，我想以后可以专门研究东北历史地理问题。于是，就选择东北地区为对象，连续写了几周札记。由于历史地理学是以区域为研究对象，有很多学者一生都只研究某一个特定区域，所以，专门选择诸如东北这样的区域作为研究对象，在许多人看来，这就像普通历史学者研治某一特定的断代史一样，未尝不是一件合情合理的事情。
可是，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先师看过几篇内容相近的札记之后，特地找我谈话，非常严肃地对此提出批评。先师批评我说，学者研究问题，一定要具体，不能大而无当，年轻人初做尝试，更要尽可能从比较具体的问题入手，但年轻人要想在学术上切实有所作为，一定要放宽眼界，不能画地为牢，作茧自缚，而且假若没有宽阔的视野和广博的学识，即使毕生只从事某一区域的研究，也不大可能取得有深度的成果。因此，作为一名接受学位训练的研究生，在读书学习阶段，一定要全面掌握各个地区、各个方面和各个时代的基本历史地理知识，并努力具备研究多方面问题的能力，接受全面的历史文献学训练，就是为此储备学养。如若不然，只能成为一个“三家村”学者，不会真正有所作为。
听到先生的训示，骤然之间，令我感到很大压力，同时也深受震动，始知私意所趋，本非学术正途。一番思索之后，决心遵从师命，花苦功夫，全面学习，努力拓宽自己的学术基础。虽然这样做，不如专注精神长期研究某一区域或某一问题，能够更快捷地取得成果，但融会贯通，才能对学术有更大推进，也更有可能解决那些前人不易索解的疑难问题。尽管至今我也没有做出什么像样的研究，以实现先师的期望，但多年来一直不断探索各个方面的问题，并尽量多学习一些自己不懂的知识，尚没有背离筱苏师指教的路径。
从入学后开始写读书札记，到后来练习写正式的论文，直到撰写学位论文。先师从不为我们设定题目。记得受学未久，筱苏师便和我们谈到在研究中怎样发现问题以及如何确定题目的问题。先生谈到的办法很简单，只有四个字，这就是“读书得间”，也就是在读书过程中发现问题，再通过进一步读书解决问题。先生告诉我们说，让我们每周写读书札记，就是锻炼我们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从顾颉刚先生那里传承下来的治学方法。当年顾颉刚先生就是采用这种方式训练学生，而且顾先生本人一生坚持这种研究方法，其煌煌巨册读书笔记，就是具体的体现。筱苏师还告诉我们，这种方法，其实是本自清代乾嘉朴学家随时写录读书心得的“札记册子”。后来我有机会看到一些这样的“札记册子”，才切实体会到这看似简单的做法，果然渊源有自，在这当中，正蕴涵着某种学术的精髓。
三十年时间，转瞬即逝。初到先生家中，所聆受的教诲，声犹在耳。常言说学术需要薪火相传。先师把这种学术精神传递给我辈，陋劣如我虽然未必有能力再将其发扬光大，但无论学术环境如何变幻，我都会一遵师说，笃行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