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举-林冠夫文集

　　三、科举制度施行之前的文人入仕　　科举，按其实质来说，为古时文人入仕的途径，更是*高当局以此吸引人们进入官员集团的一项措施和制度。无论是改朝换代的战争年代，抑或是皇朝已经建立的承平时代，统治集团的人员，都需要作不断补充和更新。因而吸引社会各方人士进入官员集团，不单是科举时代才有的事。惟时代不同，招引人们入仕的方式，亦随之各有差异而已。　　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制度的科举始于隋代，隋代以前的各个朝代，官员集团人员的扩充和更新，亦都有其各自的措施和方式。而各个时代的文人，特别是那些身在江湖、心存魏阙者，皆就此以取顺应时代需要的出路。就其实质说，科举只是承平时代文人入仕途径的延续，是一定时期内文人入仕的特殊途径。　　清代大作家吴敬梓的名著《儒林外史》借书中人物马二先生之口说了一段十分精当的话，那是此书的第十三回，马二先生与蘧駪夫谈话，从科举入仕（当时叫举业）进而论及历代士人入仕途径的异同。他说：　　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马二先生的这些话，道出了明清科举制度下文人的普遍心态，以及他们的愿望。当时的文人为什么于此中讨生活而乐此不疲，甚至为之神魂颠倒？这段议论正点出了此中的缘由。　　这段话亦可说明，科举制度形成之前，文人的求官活动和入仕途径，与科举制度下文人的举业，方式虽然有异，但其目的实质并没有什么根本差别。古今人们的热衷出仕，是完全一致的。　　隋以前，可上溯至夏商周三代，春秋战国，两汉，直到六朝，前后凡两千余年，历朝历代都建立了完整的政权机构，并各按常规运转。那时官员与黎民相比，人数比例极小。虽然这段漫长的时间中，尚未进行科举，文人采取何种途径入仕，亦无专著足征，其详情不得而知，但那个时代人们的入仕方式，后人可据各种文献典籍的片言只语，推想而知其大概。　　周代的文人入仕，《周礼？地官司徒》曰：　　乡大夫之职，掌其乡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颁之于其乡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艺……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　　这里说的，是周代官员的升迁制度。所谓考，所谓三年大比，主要是指在职官员的考核，自然也包括新任官员的选拔。虽然书中对此语焉不详，但社会人士的入仕方式，自可从中窥见大概。　　春秋战国时代，文人入仕的方式和途径，文献典籍留下的记载较为详细，其中*常见的是游说，或相当于游说的多种特殊方式。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史的一个特殊时段，包括周室东迁后的春秋时代，以及周室灭亡之后七雄纷争的战国时代。这个时期，文人入仕没有固定的手续和措施，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求仕者一般多以一些有异常人的举措，引起王侯或执政者的注意。　　*主要或*常见的活动有二：其一，*主要的，便是于各诸侯国间游说，向当政人物直接陈述政见；其二，是作用与游说相若的授徒讲学，大学问家门下往往集中了一批就学的士子。讲学和就学，是向社会大众发表言论，阐明思想见解，以期*终引起当局的注意。　　文人才士的游说，其内容主要是陈述各种思想见解，诸如探究宇宙人生的奥义，描绘理想社会的蓝图。此中更直接实用的，当然是致国家（春秋战国时代是各诸侯国）于兴盛富强的方法。因而，这个时期各种思想自由抒发，极为活跃，于是形成独有的百家争鸣的局面。　　各诸侯国的国君也正是从文人的游说中，倾听这些人的见解，观察他们的才能，然后不拘一格延揽人才。可以说，这是文人才士与当局之间的政见磨合。游说者的见解既明，如恰与当局的思想意愿合拍，自会得到重用。如不中当局者之意，就得卷铺盖走人。　　孔老夫子的时代，礼崩乐坏，他周游列国是为了宣传克己复礼。墨子另有见解，宣传兼爱非攻。孟子痛感时人的见利忘义，前后见梁惠王和齐宣王，提倡王道仁义。苏秦、张仪论说合纵连横之策，关系到七雄纷争时代，六国是各自与强秦建立联盟，还是联合对付强秦的大计。范雎向秦王论远交近攻，提出一套吞并六国的方略。这一切论说，都是文人策士与当局之间政见磨合的表现。　　这个时代各诸侯国选用人才，是广泛而又灵活的。才人策士在各诸侯国之间自由流动，时有更易，所谓“朝秦暮楚”是也，这比起后来的当政者一人说了算，由长官决定人才的命运，其进步意义是明显的。　　两汉时期，文人入仕进入另一个时代。由于政治上采用的中央集权制，故朝廷对人才的选用，开始由官方举荐，地方长官负有向朝廷举荐人才的使命。这些地方长官或地方主管财政收支的主计吏，每年向中央述职时，同时还要连带推荐当地的才品俱高之士，供朝廷挑选任用，或者让被荐者参加“贤良方正”“孝悌廉明”“秀才”（后汉避刘秀讳，改称“茂才”）等制科考试，然后授官任用。　　地方官推举及制科考试，往往名不副实，走过场的为多。对此*好的说明是当时的民谚：“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古谣谚》卷六）　　战国策士苏秦以合纵之术博取功名，兼佩六国相印，烜赫一时　　据史乘记载，后汉末年，曹操青年时代，也曾被举为孝廉，《三国志？武帝纪》谓其“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年二十，举孝廉为郎”。曹操颇具才能，自无疑问，但这位未来政治家，史料称其为人“放荡不治行业”，这个判断与“孝廉”二字实在联系不到一起。由此可以想见当时地方官推举的实际状况。与春秋战国不同，两汉至六朝，名儒授徒讲学依然存在，但游说已不时行了。　　到三国时，吸收文人入仕出现一种新措施，曰“九品中正制”。那是魏文帝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于州郡设立中正官，将所属的人士评为九品。朝廷按品选用官吏。此后几个朝代，朝廷选任官员，都袭用曹魏的这一成法。但所谓“九品中正制”并非新创，按其实质，仍是汉代任官方式的沿袭，曹魏不过是作了制度化的明确规定而已。　　其实，品评人物在汉代早已实行，并成为当时的社会风尚。那时往往由舆论界的一些领袖人物对人们的才能品格进行品评。由于评者的社会影响较大，故其品评率皆取得社会的认可。被评的人士有了知名度，这便成为朝廷选官的依据。后汉的两位有影响人物陈蕃、李膺，便是人物品评的权威。当时的文人如能够出入于陈蕃、李膺之门，并得到高评，便声望大增，出仕自然也就不成问题了。人们称此为登龙门，“一登龙门，则身价百倍”的谚语，指社会人士得到李膺接待的事。这不仅仅是陈李二人独有的事，它反映了一个时代曹操二十岁即举孝廉，入朝为官，在政治上崭露头角普遍的社会风气。　　这里需特别一提南北朝时期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对于此书，人们往往以小说视之，文学史上称为志人小说。其实它的价值远非一般小说所能比拟，可以说，反映六朝的社会生活和文人风尚，这是极为重要的典籍。此书的一个重要价值，就是著录了大量关于人物品评的资料，书中的《德行》《文学》《政事》《识鉴》诸门，皆直接反映对人物的品评。有的人物，如陆机、陆云兄弟，阮孚和祖约，等等，原先都是二人齐名，社会声誉不相上下，后来由于在某一事件中表现有差异，遂分出高下来。（二陆之评见《世说新语？方正》，阮孚、祖约之评见《世说新语？雅量》。）这些记载，对于今人了解那时的文人如何入仕，也是**手资料，有至为重要的认识价值。　　对人物作品评，品德学识兼优者出任官职，这在理论上当然无懈可击，且冠冕堂皇，但在实践中却很难说是客观准确的。无论由谁来评，评者本身都不免有所局限。各地的州郡长官或者担负专门职司的“中正官”都不能不带有本身的偏见，这些官员向朝廷举荐才德兼优之士，即使是根据社会舆论，听取有影响人物的品评意见，但所面向的文人才士有限，选择范围仍然较小。　　出身于世家高门者，即使才具平庸，亦可引人注目。因此，实际上人物品评必然仅仅局限于世家贵族子弟，无法真正面向整个社会，不能全面准确地发掘更大范围内的真才实学之士。而出身于平民黎庶的子弟，且不说评者对这些人士抱有何种偏见，即使他们确有较为优长的才干，也很难有得到展示的机会。　　科举制度则不同，将参加考试者的面扩大到全社会。只要是有才能的人，就可有入选为官的机会。进入国家统治集团的人员，来源亦有所扩大，国家政权与治下黎民的连接和沟通遂大为改观。　　各朝代的帝王，自然有不少昏君。但也有不少皇帝想把宝座坐稳，他们*关切的所谓江山社稷，实质是他个人至高无上的权势。而他手下的各级官员，绝大多数在意的也必是自己头上的那顶乌纱帽，即已经到手的官位和权益。因而，统治集团人物自上到下多了解些民间疾苦，对于黎民生活的安定，对于国家的发展，当是有利的。从历史的角度来说，科举制度在其发展的初期阶段，与原来的选官方法相比，显然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