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不完的纯粹

　　一场奇怪的战争：专制和君宪的较量　　1904年2月至1905年9月，在中国的东北和黄海地区，爆发了一场奇怪的战争。　　奇怪之处在于：交战国一方是君主专制的俄国，另一方是已经确立君主立宪政体的“后起之秀”日本，日俄两国交战，战场却在中国；中国的领土遭烧灼，中国的百姓遭涂炭，而清政府竟宣布严守中立。　　当然，这场战争中也不乏中国人的身影。那时候，张作霖还是一介马贼，他给日本人充当密探和马前卒，因此发迹；也有人帮俄国做事，被日本兵抓住，当众砍了头，砍头的影片又恰巧让留学日本的周树人看到了，深深影响了这个心里背负着弱国阴影的年轻人，自此，他弃医从文，有了一个广为人知的笔名：鲁迅。　　这场战争的结局出人意料：小小的岛国竟打败了庞然巨物般的沙俄帝国。这一结局，与十年前中日甲午之战何其相似！当年，弹丸之国狠狠击碎了大清的洋务自强之梦。当俄国军队在日本的枪炮轰击下节节败退的时候，敏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艰难的思考：日本，究竟凭什么成为胜利者？　　思考的答案是：立宪政体！　　辛丑年，在西安避祸一年的慈禧太后起驾回京之后，开启新政，为此还专门设立了敦促新政的领导机构：督办政务处。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清廷好了伤疤忘了痛，又在政治改革方面裹足不前，新政推行的效果甚微。不过，此时的言论管制已经宽松许多，“立宪’’的话题早已不是禁区。在日俄战争爆发前，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员已经对此作了充分的讨论。　　清廷开启新政后，在海外流亡的梁启超喜出望外。两年前，他和他的老师康有为遭清廷通缉，而“六君子”的头颅纷纷滚落在菜市口。那时候，他们的主张被清廷视为大逆不道。梁启超没有想到，短短两年之后，清廷的变革举动比他们当初的设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此大幅度的转变令人咋舌。梁启超敏锐地意识到，这可能是变革政体的重要契机。于是，他以“爱国者”为笔名，在他主编的《清议报》第八十一期，刊发了一篇题为“立宪法议”的长文。在这篇文章中，他详细阐述了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这三种政体的含义和区别；他进一步指出，相比较而言，人类目前*理想的政体是君主立宪。　　君主立宪，就是制定宪法，把无限的君主权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在君主立宪的政体下，君主虽然是社会的特权阶层，地位崇高，尊严至上，但是君主的权力不再具有专制体制下的无限性，而是受到宪法和议院的制约，君主的许多决定需要经过议院同意，君主不得为所欲为。这一政体的优点在于降低决策的失误，遏制野心家对权力的觊觎，调和君与民的对立，使人民在一定程度上享有参与政治的权利。　　梁启超虽然不遗余力地呼吁立宪，但他并不主张立即变更政体，而是设计出一套“预备立宪”的方案：**，皇上颁诏，在名义上确立君主立宪政体；第二，派遣大臣赴各国考察宪政；第三，创设法制局，起草宪法；第四，翻译、出版各国宪法以及相关著作；第五，公布宪法草案，征询全国各阶层意见；第六，达成立宪政体。　　日俄战争尚在进行，驻法大臣孙宝琦预料此役俄国必败、日本必胜。他联合驻俄大臣胡惟德、驻英大臣张德彝、驻比利时大臣杨兆鉴上书朝廷，倡言变法。一个月后，他觉得意犹未尽，又单独写了一份奏折，呈给政务处。在这份奏折中，他重申了自己对日俄之战的预测——立宪的日本必将战胜专制的俄国。接着，他反观中国，认为自庚子年之后，朝廷虽然力推新政，但国家仍饱受内忧外患的滋扰，大小臣工敷衍塞责，国人精神倦怠，新政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他指出：造成这一结果的关键原因就是大清国没有与世界同步，实行君主立宪的政体。　　孙宝琦单独上呈的奏折没有被政务处转给清廷的高层决策者，却鬼使神差地被上海的《东方杂志》全文刊发。这份杂志颇有影响力，奏折的内容被广泛传阅，其他报纸纷纷转载或评论，一时间舆论大噪，卓耳野震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