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 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
　　兴安屯垦区第三团秘密处决日本间谍中村大尉等是五月二十五日午夜十二时三十分左右的事，而日本驻沈阳领事林久治郎直到八月初旬才向东北长官公署荣臻参谋长（张学良适在北平养病期内，由荣代理副司令长官职务）提出抗议。在其初次提出抗议时带有讯问性质，是试探性的。但在确悉我方对此未作外交准备时，才一步进逼一步。八月十二日，辽宁省政府和东北长官公署用“文电”向屯垦公署询问：“是否有中村震太郎其人到区游历?”屯垦公署答复“并无其人”。同时电我注意。而此时的《盛京时报》、《朝鲜日报》和《泰东日报》（都是日本设在东北的机关报纸）上纷纷报道“中村震太郎入蒙游历失踪”。
　　同时日本在交涉上一天紧迫一天，*后就公开地揭开说：“闻中村震太郎入蒙地携带的鸦片和海洛因，为兴安区土匪杀害。”日本在华的报纸，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机关报，是专门挑拨是非、颠倒黑白、造谣中伤的报刊。沈阳《盛京时报》等捏造“中村震太郎入蒙地携带的鸦片和海洛因，为兴安区土匪杀害”等情，纯系淆惑世人听闻，企图推卸其间谍活动的责任。适于此时（大约是在七月末或八月初）我奉到北平张学良副司令电报指示：“妥善灭迹，做好保密。”故此，我采取“以静制动”的办法对待，同时向张学良请求退还中村间谍证件和证物，以利于与日领林久治郎交涉，并向荣臻说明出事后未向他报告的错误，致陷他于不悉底蕴的境地。因此荣心存芥蒂，实际错误是在我身上，我应该分报沈阳和北平。以致日领林久治郎向荣询问时，荣以不明真相含糊其词。于是林久治郎态度更加强硬地说：“谁杀害的，由谁偿命！”而日本在东北的报纸于是大噪，每天报道中村震太郎为兴安区胡匪队伍杀害；旋又公然指名第三团团长关玉衡的士兵之所为，甚至在日本报纸上报道：“第三团官兵为抢劫鸦片、海洛因而害人越货，必须把关玉衡枪决抵偿，并着该区赔偿一切损失。”为此，兴安区当局对日本的诬蔑不得不予以驳斥：“查本区自成立伊始，东北长官公署即已向驻沈阳各国领事照会在案，谢绝到兴安区参观游历，因保护难周，不发护照，凡私自入于该区而有意外发生时，该区概不负责。”虽然有了这样的声明和驳斥，但仍不能抑制日本在外交上的压迫。不仅日本浪人在沈阳滋事寻衅，而曰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则到处煽风点火，公然要求亲自到兴安区勘察。长官公署劝其切莫前往，并谓这样做法是给关玉衡以极大的压力，致酿成事件不好收拾。而土肥原贤二执意非亲至该区搜查不可。在制止不住的情况下，姑且允其只身前往，长官公署并派铁参谋（忘其名字）伴同前往和加以保护。在土肥原贤二动身前故作危言耸听地说他带关东军步兵一团到兴安区用威力搜索。这虽然是土肥原贤二的故作吹嘘之言，但本区不得不予以防范。因此，本团与**、二两团在农隙训练之际，调齐队伍，严阵以待。迨至土肥原贤二到达白城子车站，甫下车就被检查和验照后始予放行。为此，他才感到有些不对头，所以在其抵达屯垦公署时竟要求派兵随行保护时，又遭到高仁绂总办的“本区尚无此例”的拒绝后，只得与铁参谋向葛根庙出发。在途中备受检查和盘问，他看到部署森严，料想至余公府是要受到很多困难。土肥原之所以要到佘公府的目的，不外乎收买蒙古人为他寻找中村大尉的尸骨。结果，蒙古人无敢应者。故此对铁参谋说：“关玉衡鲁莽得很，回去吧！”（这段情报是当时洮索路养路段职员何荣昌报告的。此人现在河南平山任矿务局工程师）土肥原在回到沈阳后大肆宣传说：“兴安区部队要哗变，一切准备妥当，只待发动。”而日领林久治郎则在外交上更加施加压力，不是迫使东北当局把关玉衡逮捕至沈阳为中村震太郎偿命，就是以“暂停谈判准备行动”作要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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