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与哀愁

张爱玲是中国文坛中女性的神话，她“趁早出名”在文坛上拥有一席之地，那样神秘而传奇，吸引着人们去开拓，这个属地带着上海的底色，市井人家的苦乐人生，也就是海派的特色。她的作品就是一幅幅老照片，背景是上海，尽管拍照时五光十色，现在却已微微泛黄，那相片中的人物也透着历史的痕迹，服饰、发型都已过时，可眼睛里还放着光，张爱玲就是那个摄影师，用镜头框住了她所感兴趣的一切。时间过去了，我们对这些老照片的一切都有强烈的兴趣，但*有兴趣的是拍照的人，我们用这些照片投射出各式的影子，幻想着影子就是她，但通过文字浮光掠影就是真实吗？我们想靠她更近一点，也许了解她在上海的生活，也就是了解了她的灵感、她的世界。
　　一
　　1920年的上海是个*奇怪的地方，它是繁华的十里洋场，灯红酒绿，觥筹交错；它又是传统的根据地，被千年的思想禁锢着，但这些都和谐地融合，呈现中国前所未有的面貌，也是中国其他地方所从未出现的面貌。人们在这里和平、宁静地生活着，只是这种宁静是暴风雨即将来临的一种征兆，宁静下潜藏着躁动不安，什么就要来临了，人们在等待着，必然会有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将要到来。但提前来到的是一个天才的女子，张爱玲。
　　1920年9月30日，上海的天气微凉，张爱玲在一个满月的日子来到这个世界，父母为她取了乳名：小煐。张爱玲家住在一幢祖上留下来的民初式样的老洋房里，走马楼，二层楼房中间挖出一
　　个正方的小天井，站在二楼的窗户前可以看见街上的人来人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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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所房子像重重叠叠复印的照片，有着张爱玲家族太多的回忆。这个老房子有奇异的个性，有太阳的地方暖暖的让人瞌睡，阴暗的地方如古墓般清凉，因为房子是在公共租界里，所以各国洋人都在这里。这是李鸿章给女儿的嫁妆，张爱玲的祖父便是李鸿章的女婿。*早时，祖母也住这里，还有伯父、姑姑和二伯父，辛亥革命后，他们辗转从南京至青岛，后又搬到上海。到上海后，也是一直闲住租界，无所事事。虽然他们祖上无比荣耀，也曾站在近代中国的风口浪尖上，但至此时，他们已经从世袭官宦的辉煌顶点跌落下来，清王朝崩溃，时代
　　已经不是他们的了。
　　这个家庭回忆着从前的辉煌，吃着前代留下的家业，只出不进，却仍维持着大家族的架子。张爱玲的祖母于1916年去世。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一直想和哥哥分家，出去过小家庭生活，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借口。终于到1922年，张廷重由在北洋政府做交通部长的堂兄张志潭引荐，在津浦铁路局谋得一个英文秘书职位。于是张爱玲的父亲匆匆与兄长分了家，举家搬到了天津，他想离大家庭越远越好。这一年，张爱玲两岁，这个小家统共包括爱玲的父亲、母亲、新出生的弟弟，以及与母亲志趣相投的姑姑，他们带着祖上留下的房产、地产、母亲的一份丰厚陪嫁，从上海搬到了天津，住在一幢简朴的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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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房里，这是爷爷张佩纶与祖母初结婚时寓居天津的房子。
　　张爱玲出生在上海，但那时年幼，所以她的记忆里，天津的家才是她的童年。小爱玲在玩耍中长大了，但父母的裂痕却越来越大，张爱玲说：“*初的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因为她早就不在那里了。”张子静（张爱玲的胞弟）对天津的回忆是：“花园、洋房、狗、一堆佣人，一个吸鸦片的父亲，没有母亲。”两人的不合是时代的悲剧，性格的冲突，他们都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但这给孩子们的童年蒙上了一层阴影，当多年后，孩子们也在婚姻爱情的旋涡中挣扎时，历史似乎有一点相同。
　　1928年，张廷重带着一家人回到上海，张爱玲很高兴看到大海，大海让她惊叹。到了上海，坐在马车上，她穿着粉红底子的洋纱衫裤，上面飞着蓝色蝴蝶，她是快乐的。他们刚搬回上海时，爱玲的母亲和姑姑还在出洋，尚未回国，一家人就暂住在成定路一条里弄的一所小小的石库门里，红细板壁，虽无法和天津的花园洋房相比，但对于张爱玲，却有一种紧紧的朱红的快乐。不久母亲回来了，父亲痛改前非，发誓戒毒，被送到医院里去。他们从石库门房子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这一段生活是张爱玲童年生活中*和美、*安宁、颜色*丰富、声音*热闹、心情*畅快的一段，一切都到了美和快乐的极至。
　　快乐平静的上海家园生活没有持续太久，争吵又开始了，出洋归国的母亲与父亲之间的分歧更大了，孩子们的心底十分害怕。争吵很快有了结果，父母终于协议结婚，爱玲姐弟归父亲监护和抚养，但爱玲日后的教育问题——要进什么学校——都需先征求母亲的同意；教育费用则仍由父亲负担。离婚之后，母亲搬走了，姑姑张茂渊和哥哥也一向意见不合，因此和嫂子一起搬走了，张爱玲和
　　弟弟跟着父亲搬到和舅舅一起的一所巷堂房子里。那个曾经带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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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幸福的家终于彻底土崩瓦解了，他们回到从前，回到家里没有母亲的生活中。幸而离婚协议里写明她可以常常回去看母亲，在母亲的公寓里**次见到生在地上的瓷砖浴盆和煤气炉子，张爱玲很高兴，觉得可以安慰了。可是父亲这边，气氛是那么阴沉，离婚这件事情对他的打击是致命的。抽鸦片已经不能麻木他的神经了，他开始注射吗啡，专门雇佣了一个男仆，替他装烟和打针，由于注射了过度的吗啡，他的身体和精神都日益衰弱。
　　1931年的夏天，天气很热，父亲独自坐在阳台上，哗哗下着大雨，他嘴里不知喃喃说些什么。大家都很害怕，告诉了张爱玲的姑姑，她请了一位法国医生为他主治，医生给他注射了盐水针剂以逐渐冲洗体内的吗啡毒素，另外用电疗按摩手足，使手足功能恢复正常。这样大约治疗了三个月，张廷重才逐渐恢复了健康，戒除了吗啡的毒瘾，但继续抽着鸦片，过从前那样的生活。
　　爱玲的母亲黄逸梵勇敢地和丈夫离了婚，但在当时的中国是不为世俗所接受的，为此，她再次赴法国读书，踏着她的三寸金莲来往于不同的国度，自由和尊严于她是再重要不过的了。张爱玲崇拜自己的母亲，母亲给了她潜移默化的影响。母亲走了，她便常常来往于姑姑家中，寻觅着一丝
　　母亲留下的空气。童年的故事就这样匆匆结束了，没有父母的关爱，只是一片灰蒙蒙的颜色。唯一留下的是小爱玲天生的文学才能。7岁她就开始创作小说了，这是生活中仅有的一点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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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张爱玲从黄氏小学毕业，进入了著名的圣玛利亚女校，一片新的天地展现在她的面前。这是一所有着50年历史的美国教会女中，它与圣约翰青年学校、桃坞中学同为美国圣公会设立的大学预科性质学校。这些学校中成绩优秀的毕业生可以有机会去英美的名牌大学深造。圣玛利亚学校有美丽的玻璃花房，宽大的健身房、游泳池，音乐教室里有崭新的钢琴，饱经风霜的钟楼顶端会准时传来凝重浑厚的钟声。与其他教会学校一样，圣玛利亚学校也是培养带有中国特色西洋淑女的学校。学校的课程分为中文和英文两大类，教师大多为英国人，学生们英文说得都很流利，但国语却十分差劲。然而张爱玲在中文写作方面的才华却显露出来，这一切都得益于新来的国文部主任汪宏声先生。张爱玲自己也说过：“中学时代的先生我*喜欢的一个是汪宏声先生，教法新颖，人又是非常好的。”
　　汪先生任教后，对国文课进行了改革，特别是作文，让学生自由命题，自由发挥。然后他注意到一个叫张爱玲的学生，文章写得绚烂瑰丽，极为出色。在此之前，张爱玲已经在圣玛利亚学校年刊《凤藻》上发表过几篇文章，情感沧桑、文笔色重，令人惊异。汪宏声先生为了进一步增强学生的中文写作热情，办了一个叫国光会
　　的组织，发动出版一种32开的小型刊物，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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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曰《国光》。理想中的编者自然是张爱玲，可惜她对这类活动并无太大兴趣，只答应投稿。张爱玲在《国光》上的作品主要是两篇小说：《牛》和《霸王别姬》。张爱玲投稿并不多，因为她有一个全校闻名的习惯：健忘。每次忘了交作文，她都会说：“我忘了”。但汪先生一直给她鼓励，中学生活因此还是多姿多彩的。
　　张爱玲上中学之后，一直寄宿在学校里，很少回家，因为学校里有那种家里没有的新鲜气息。不过偶尔，她会去姑姑那里。在一个凉爽的夏夜，姑姑告诉了她父亲再婚的消息。爱玲的心抽紧了，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凄凉与惶恐，她无论如何无法接受一个女人成为她的后母。然而，不管她多么不愿意，继母还是在1934年进了张家。继母是前北洋政府总理孙宝琦的女儿。孙宝琦的名声不好，他膝下8男16女，全都染上了鸦片瘾。这个继母是陆小曼的好友，两人都是吞云吐雾的芙蓉仙子。父亲再婚后，一家人又搬回了麦根路别墅去，就是张爱玲出生的地方。爱玲很少回家，对继母也极为冷淡，她不喜欢待在那个家里，昏昏的，幽幽的，父亲与继母躺在榻上，鸦片烟雾笼罩着小屋，让人昏然欲睡，没有一点蓬勃向上的生命朝气。在这种环境里出来的张爱玲，给人感觉是：“不说话、懒惰、不交朋友、不活动，精神长期的萎靡不振”。
　　1937年夏天，张爱玲从圣玛利亚学校毕业。再隔一年，圣校将在贝当路美国礼拜堂举行毕业典礼。爱玲的中学时代就这样结束了。她自己说：“中学时代是不愉快的。”毕业典礼的那一天，汪宏声先生还专门找到她。汪先生希望她以后有时间不妨多写写。一直以来，张爱玲对汪先生是心存感激的。“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是汪先生*早发现了她在写作方面的才华，并给了她热情的鼓励。那毕竟是张爱玲整个灰色调的中学时代里*富有色彩的地
　　方。几年后，张爱玲从香港回到上海，见到老同学就问起汪先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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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况，听说他不在上海。没有机会见到他，爱玲颇感惆怅。张爱玲中学毕业那年，母亲回国了。中年的母亲风韵犹存，显
　　出一种别样的风致。那一次，母亲还带了美国的男友同行，他是个生意人，40多岁，长得英俊潇洒。母亲回国是为了爱玲出国的事情，她托人找爱玲的父亲谈此事，张廷重却避而不见。
　　在张爱玲的心中，中学毕业是件开心的事。她感觉自己终于要自由了，离开这个家，奔向自由，奔向阳光灿烂的前程。那时她的想法是：“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这个家死气沉沉，父亲喜怒无常，继母残暴凶狠已使她无法忍受，她找父亲说出自己的想法，张廷重大发雷霆，他*讨厌女人留学，总觉得是“出国留学”破坏了他和黄逸梵的婚姻。所以张爱玲留学的事情就暂时搁置下来。
　　不久，“八·一三”沪战爆发，张爱玲征得父亲同意，到母亲那里住了两个礼拜，回来时和继母起了争执，继母恶人先告状，张廷重疯狂地打了爱玲，将她监禁在一个空房子里，还扬言要用手枪打死她。这个房子是爱玲的出生之地，有过多少快乐时光，但如今它是这么陌生，又这么可怕。在这个空旷、如同坟墓一般死寂的屋子里，张爱玲被关了半年。短短的几个星期内，她就仿佛经历了万劫百难的人生，觉得自己苍老了许多。她说：“等我放出来以后，已经不是我了。”张爱玲想了许多可以逃脱的计划，她没闲着，偷偷为逃走作准备。每天清晨起来后，她就在落地长窗外的走廊上做健身操，锻炼身体。但是祸不单行，正在走投无路之际，她得了痢疾。她父亲不请医生，也没有药，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差一点死掉。那些痛苦难熬的日子里，她每天沉沉地躺在那儿，浑身是滚烫的。
　　她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乏力和虚脱。她预感自己将要死了。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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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在这样垂死的情况下，爱玲也没有打消过“逃走”的念头。
　　保姆见张爱玲的病一日比一日严重，惟恐她发生什么意外，偷偷告诉了张廷重。张廷重怕担上“恶父”的坏名声，给张爱玲注射了抗生素，爱玲的病控制住了。在保姆的精心照料下，爱玲的身体终于恢复了健康。这一次可真是大难不死，张爱玲忽然有了一种“天不该绝我”的信念，她看到了新的曙光，于一个夜里，偷偷地逃了出去。后来张爱玲将这段经历用英文写成文章，投到《大美晚报》，张廷重一直订它，看后自然大动肝火。1944年，张爱玲成为大作家之后，又在《天地》第10期上发表了散文《私语》，详细讲述了被关的前因后果。
　　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张爱玲一直与姑姑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她的生活费用都由母亲承担。母亲在张爱玲心目中一直是以偶像的形象存在的，但天天在同一屋檐下，爱玲也看到了母亲平凡的一面。姑姑自从与爱玲的父亲分家后，遗产被兄嫂侵吞，因此经济状况也一直不好。因为生计，她还卖过许多珠宝，慨叹女性选择职业的艰难。一开始，母亲对张爱玲寄予厚望，但母亲却发现张爱玲在许多方面有着惊人的愚笨和与外界环境的不协调，所以母亲深深地失望，下定决心，要尽一个母亲的责任，花两年时间教爱玲适应环境，但一切证明母亲这两年计划是一个失败的试验。黄逸梵本来就没有多少积蓄，随着日子的流逝，手头也越来越紧了，爱玲觉得每次向她要钱都是一种折磨。这些琐碎的难堪，正一步步销毁着母亲对她的爱，缓慢而不易察觉。这时候，张爱玲*大的梦想仍是去英国留学，为了这个美丽的异国之梦，她潜下心来好好复习。母亲为了爱玲要考伦敦大学，特意为她请了一位犹太裔的英国教师，专门替她补习数学，报酬是每小时5美元。
　　张爱玲这一次终于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在日本、香港、菲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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