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文明的冲突:东西方文明的第一次交锋

自2500 多年前诞生起，西方文明曾经历过无数场危机，其中*危险的时刻当属波斯大军入侵，试图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然而，*近的西方学者总是有意低估当年波斯造成的威胁。在人们的普遍认识中，古代东方，尤其是所谓的波斯帝国，军事水平极为低下，这种误解其实与事实相去甚远。东方的伟大帝国都是通过战争建立并维持的。倘若帝国军队作战能力高超，作战风格严酷，那它就能成为该地区当之无愧的*高统治者。新兴力量推翻统治民族的军事力量，战败一方迅速衰落，新的民族和帝国便接管统治大权。公元前6 世纪，伟大的征服者居鲁士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建立起波斯帝国。自公元前559 年开始，之后的几十年间，居鲁士的波斯大军横扫所有障碍，建立了庞大的帝国，其版图从印度河北部一直延伸至埃及。之后两百年的时间里，波斯军队统治着一片相当于罗马帝国巅峰时期国土面积的辽阔地域，在亚历山大大帝的反复重击之下，波斯才*终第二次入侵。雅典重装步兵在马拉松平原上可以说是孤军奋战，他们所面对的波斯大军距离自家城池只有几十英里。雅典指挥官发现，赶来救援的斯巴达人虽在急速行军，他们却没有时间继续等待，而其他任何城邦此时不会断然伸出援手。于是，指挥官向重装步兵下达了进攻的命令。不出两小时，波斯大军溃败，乱作一团的幸存者们匆忙登船逃走。　　马拉松战役之后2500 年的时间里，一直有个谜团等待解开：雅典军队是否由一群毫无作战经验的乡野之夫拼凑而成？在面临波斯入侵的生死存亡关头，雅典为能够召集起来的所有农民和小商人披上重装步兵的盔甲，将他们送上了战场，这是真的吗？如果的确如此，雅典在马拉松的得胜堪称奇迹。事实上，雅典人有勇气与波斯开战就已经是个奇迹了，甚至可以说是疯狂之举。本书将会阐明，有了斯巴达人前来马拉松援助的雅典军队会更有胜算，但他们的重装步兵绝非业余军队。雅典部队在马拉松战役前曾与斯巴达军队正面对峙，其威严之势令斯巴达人也怕上三分。　　雅典在不可战胜的波斯手中赢得胜利，这让其他希腊城邦尤为震惊，想必波斯人同样感到不可思议。马拉松战役的胜果激励了所有希腊城邦，在面对公元前480 年波斯第二次更大规模的入侵时，他们挺直腰杆，以强大的信心勇敢对抗。马拉松的胜利也让波斯帝国内的被奴役国看到了挣脱波斯束缚的希望。事实证明，原来波斯军队并不是真的不可战胜。马拉松战役之后不久，埃及便发动叛乱，波斯出动大军才成功将其镇压。埃及的反叛，帝国内部与日俱增的动荡不安，这些让波斯大帝开始清醒地认识到，他不能让人们一直以马拉松战役作为评判标准。埃及叛乱虽以失败告终，但是他们在无意中为希腊人赢得了准备应对第二次波斯入侵的时间。　　如若雅典重装步兵战败马拉松，波斯自然也就没有发动第二次入侵的必要了。波斯人势必会摧毁雅典，然后，获得增援兵力，在第二年一路征服其他希腊城邦，或迫使它们不战而降，屈从于波斯统治。假如雅典覆灭，希腊其他城邦并入波斯帝国版图，西方文明便是真的被扼杀在摇篮里。因此，爱德华·克里西1854 年撰写《15 场世界经典战役》时，以马拉松战役作为开篇之战也就不难理解了。克里西的著作问世150 多年后，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数不胜数的其他冲突和战乱改变了世界格局，但他的结论依然成立。任何战争，对于西方文明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或决定性作用，都不及2500 年前的马拉松战役。　　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希波战争，尤其是马拉松战役的重要性不可比拟。希波战争代表着新生的西方文明与古老的东方文明之间的首次重大冲突。希波战争决定了东西方之间的巨大文化差异，随后的2500 多年间，这种差异一直都是文化冲突的核心。　　西方的政治和文化特色能够得以保存，这与马拉松战役取胜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学习军事历史的学生对于马拉松战役有着特别的兴趣，因为对于这场战争爆发同时代以及前后时期的历史事件拥有详细的史料记载，这在古代战争中实属首例。为我们提供**手资源的希罗多德，常被尊称为“历史之父”，也常被贬为“谎言之父”。从收集到的所有资料整体来看，他对于马拉松战役的描述是精准无误的。不过，希罗多德本人也承认，他将主要的笔墨放在了叙述希腊人的“伟大”功绩上（而不是记录所有相关细节）。他的记载只有寥寥数段文字，重在回顾战争的高潮阶段，这也导致古代历史学家像家庭小作坊主生产千奇百怪的商品那样，争先恐后地发表自己对希罗多德所述内容的所谓独创见解。　　若将希罗多德的作品看作带有一定偏见的新闻进行研究，结论会比较可靠，可惜太多古典学者都将它看作历史书籍。这些人都忘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希罗多德是以向希腊听众诵读作品谋生，听众就是他的衣食父母，他必须取悦这些人，所以希罗多德鲜少诵读会激怒希腊听众的真相。希罗多德很像是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十分珍视他的信息来源。那些对他友善的人，就会得到溢美之词；那些躲避他的人则会发现，自家先人在历史上的地位遭到狠狠践踏。希罗多德有时也会捏造对话，为故事增加真实性和吸引力。此外，那些将研究希罗多德作为毕生事业的人多是伟大的古典学者，他们中很少有人参加过参加过战争，鲜有人对军事史有着浓厚的兴趣或相当的了解。因此，多年来他们发表了大量质疑战争本质和特性的观点，尤其是针对马拉松战役。　　对于所有历史学家来说，资料来源就是一切，而希罗多德的作品是有关希波战争*重要的史料。从古至今，人们就希罗多德的可信度撰写了大量作品和书籍，*早的便是普鲁塔克的“论希罗多德的险恶”。历史学家在评判希罗多德的可信度时，遇到的*大难题便是同时期其他史料严重匮乏，无法拿来与希罗多德的作品进行比对。毫无疑问的是，希罗多德有时会口出荒诞之言，对于这些话自然不能认真看待。不过，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在书中对希波战争的主要阶段，尤其是那些导致马拉松战役爆发的历史事件的记叙是十分可信的。从这一时期的现存证据来看，希罗多德的描述与真相是吻合的。波斯的贝希斯敦铭文以及巴比伦编年史都佐证了他对波斯历史事件记载的准确性。新的考古发现也证实，希罗多德所撰写史书中的主要内容是精准的。　　简而言之，历史学家在研究希罗多德的作品时需要谨慎，在看待其他唯一来源时也应该如此，但也需要尊重“历史之父”对于一些特定历史事件的记载和评论。很多历史学家不会听从这样的劝告。他们在寻找希罗多德史书之外的其他资料时，大多得到的都是马拉松战役发生百年之后，为波斯朝廷效力的希腊人克特西亚斯的记叙。19 世纪的许多著名古典历史学家极为看重克特西亚斯的版本。然而，通过对与他同时代的波斯资料进行解读，不难发现他是一个极不可靠的叙述者。即便如此，依然有众多历史学家不加批判地引用他的记载。A.R. 伯恩斯这样说过：“在有关波斯战争的现代作品中，克特西亚斯的名字仍然经常出现在脚注中，这令人感到十分痛心。”对此，我也必须承认错误。我在这本书中也引用了克特西亚斯的作品，不过我是本着极尽谨慎的态度，引用了少量内容。　　很多次要资料来源也能为马拉松战役提供补充信息，不过对于它们的使用也得小心谨慎。比如说，公元1 世纪的罗马编年史家康涅利乌斯·尼波斯，他可能有机会读到过年代更为久远的福罗斯作品。他去世一千年后，拜占庭学者编纂的《苏达辞书》复述了他的记叙，证明波斯马匹确实抵达了马拉松，战争爆发之时它们正在远处吃草。几代史学家都曾引用过他的论述。不过，尼波斯的故事写于战役发生的五百年后，复述该故事的《苏达辞书》距离原作者的时间间隔还远大于我们同拜占庭的时间间隔，对于它的真实性恐怕也需要持一定的怀疑态度。　　普鲁塔克也是一样。他撰写了两位参加马拉松战役的雅典将军阿里司提戴斯及地米斯托克利的传记，这些传记同样著于马拉松战役的数百年后。他与同时代的另一位历史学家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一样，其作品都受到克特西亚斯的不准确资料的影响。对于希罗多德未曾提及的事件，历史学家们还是要从这些资料中梳理出有用的信息，因为他们创作时用到的一些资源早已遗失于历史长河，导致当代历史学家无处可寻。　　古典学者的伟大著作已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要想准确重现一场历史学家们无从知晓细节的战役，需要对军事史、战争本质以及近身搏斗的残酷性有着深入了解。此外，深入了解波斯和希腊军事体系发展，以及对双方发动战争有着深刻影响的国力等各方面因素，都是至关重要的。唯有将马拉松战役置于当时的历史和制度背景下，才能理解为何这场战争会取得这样的结果。　　在大约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历史学家们对于一群急忙拼凑起来的乡巴佬能够击败身经百战的波斯大军都深感不解，他们中的很多人将悬殊的伤亡结果——波斯6400，雅典不足200——列为历史不解之谜之一。事实上，真正令人惊叹的不是希腊人获胜，而是波斯居然有人能够活着离开马拉松平原。　　这里必须要讨论一个军事史学家们至今仍在激烈争论的问题：是否存在一种确切的，并且优于其他文化的西方战争方式？拉开这场争辩的维克托·戴维斯认为，马拉松战役**次向世人表明，东西方的战争方式有着明显差异。汉森教授（在这个主题上他足以被称为教授）已经放弃同各位知识分子继续争论下去，但很多历史学家开始强烈质疑，称“西方战争方式”根本就不存在，它优于其他战争方式的说法也就无从谈起。本书十分明确地指出，这些历史学家是错误的，并将继续汉森教授已经放弃的争辩。我对于汉森教授书中的某些内容也无法认同，但对于他的核心观点是完全赞同的。　　撰写本书就是一个不断发现的过程。我真诚地希望本书对于学术研究和亲身经历经验的融合能够激发起新一轮关于马拉松战役，乃至整个古代军事史的辩论。书中没有对希波战争盖棺定论，我很可能永远都不会对它下任何定论。或许未来会有重大发现，让我们重新审视现在的证据，但在此之前，历史学家只能使用现有的有限资源。我认为，研究马拉松战役的同仁们遇到的共同问题在于，几代历史学家都在错误地使用或解读证据，战役的真相已经不得而知了，我在书中所呈现的也只是我自己对于证据的解读。我真心期待它将会激起广泛的严肃辩论，我也很乐意加入这些辩论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