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生活图景

迷失
　　一
　　昨天，我接到爱勒达德·鲁宾的遗孀芭提雅·鲁宾打来的电话。她没有客套，上来便询问是否在和房地产经纪人约西·沙宣说话。我回答说：“乐意为您效劳，女士。”她说：“我们谈谈吧。”
　　我对坐落在塔尔帕特（1929）大街的鲁宾家的住宅觊觎已久。住宅位于拓荒者花园之后，我们称其为“废墟”。那是一座老宅，建于一百多年前，村子落成后不久。两旁的其他一些老住宅，如维林斯基住宅和施姆艾利住宅，已被拆掉，几层高的别墅在原处拔地而起。这些别墅环绕在修葺完好的花园中，其中一个花园甚至还有景观池塘，配有人工瀑布、金鱼和喷泉。坐落其中的“废墟”犹如一排洁白牙齿上的一颗黑牙。那是一座布局凌乱的大宅子，有各种侧翼与延伸部分。房子由沙石建成，多数墙皮已经剥落。老宅离群索居，远离公路，背对着世界，为一个布满荆棘与锈色杂物的院落所环绕。院中央是一口封死的水井。水井上是一个已经腐蚀的手泵。百叶窗终日紧闭。大门与老宅之间的石板小径上，恣意生长着旋花、含羞草、绊根草。偶尔可见老宅旁晾衣绳上挂着几件罩衣和一些内衣，此乃唯一的生命迹象。
　　许多年来，我们特里宜兰拥有一位知名作家—爱勒达德·鲁宾。他是个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写大屠杀小说。他在特里宜兰度过了全部人生，只有50年代末期在巴黎学习过几年。他出生在塔尔帕特街上的这座老宅里，在这里写下他所有的作品，也是在这里，大概十年前他离开了人世，享年五十九岁。自他去世后，我一直希望把房子买下来，把它卖掉，任人拆毁并重造一所住宅。实际上，有那么一两次，我尝试阅读爱勒达德·鲁宾的作品，可是我不喜欢：他书中描写的一切是那么沉重与忧郁，情节进展缓慢，人物境况悲惨。多数情况下我只看报纸经济增刊、政治书与侦探小说。
　　两个女人住在废墟里。到现在为止，不管出什么价钱，她们都不肯卖掉房子。这两个女人是作家九十五岁的母亲罗萨，还有他的遗孀（一定有六十多岁了）。我试着给她们打过几次电话，接电话的总是遗孀芭提雅。我在谈话伊始，总是表达我对死去的作家及其作品的钦佩，全村值得为此骄傲。继之我暗示房产行业的不景气，说保留老宅已毫无意义。*后我礼貌地提出能否登门简要商量一下今后怎么办。每次电话会谈均以芭提雅感谢我对房子感兴趣，但眼下我还不是她们的经纪人，故没必要前去拜访作结。
　　直到昨天，她才主动打电话说我们该谈谈了。我立刻打定主意，不带任何买主去见她，而是自己把“废墟”买下，而后把它拆毁，卖地皮赚的钱会比买房的钱更多。我小时候进过一次老宅。我母亲是一位注册护士。她有一次出诊给作家爱勒达德·鲁宾打针时带上了我。我那时大概九岁或者十岁。我记得一间放有东方情调家具的宽敞的客厅，客厅有许多通向旁边房间的门，还有好像通往地窖的台阶。家具显得沉重而暗淡。书架沿两面墙壁从头排到脚。还有一面墙壁上用彩色图钉钉满了地图。桌上一只花瓶里放着一束蓟草。带有镀金钟摆的落地大座钟滴答作响。
　　作家坐在扶手椅里，膝上盖了一条格呢毛毯，一头灰色长发框住了他的大脑袋。我记得他一张宽大的红脸膛凹陷到两个肩膀当中，就像没有脖子。他长着两只大耳朵，浓密的眉毛变成了灰色，耳朵与鼻孔中也翘着灰毛。他的某些特征让我想到一头冬眠的熊。我母亲和他母亲使劲儿把他从扶手椅拉到沙发上。他丝毫不给她们省事，抱怨，咆哮，挣扎着脱身，可他体力不支，她们战胜了他。他母亲罗萨拉下他的裤子，露出他半边肿胀的臀部。我母亲弯腰在他白皙的屁股上打了一针。后来，作家和她开起了玩笑。我不记得他说了什么，但我记得玩笑并不是特别逗笑。接着他的夫人芭提雅走了进来。她是个身材瘦削、情绪化的女子，头发挽成一个小发髻。她给我母亲倒了杯茶，往我茶杯里倒了些甜滋滋的黑加仑果汁。我觉得那杯子似乎都有裂缝了。我和母亲在老宅的客厅里坐了大概有一刻钟，村里那时已经开始把那住宅称作“废墟”了。我记得老宅里有某种东西牵动着我的想象。也许是客厅里有五六扇门直接通向周围的房间。我们村的房屋不是这种造法。我只在阿拉伯村子里见过这种风格的建筑。据我所知，作家本人，即使他创作关于大屠杀题材的作品，并没有显示出一点阴郁甚或悲痛的情绪，而是流露出某种勉强的孩子般的快乐。他煞费苦心地以他那种懒洋洋的方式取悦我们，给我们讲述轶文趣事，玩弄辞藻，自娱自乐。但通过这唯一的会面，我记得他不是个迷人的男子，而是花大力气确保每件事情进展顺利的人。
　　二
　　晚上六点，我从书桌旁站起身，出门来到村边散步。在办公室工作了漫长的一天，我很疲倦，两只眼睛疼。这一天就在准备年度退税中打发了。我打算走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在海默维茨餐馆稍微吃点东西，而后回去工作，那天夜里需要把工作做完。我太累了，晚上的光线并不十分清晰，而是有些模糊，或者说多尘。那是特里宜兰一个炎热、潮湿的夏日。水井街尽头是一排柏树，柏树后是一座梨园。夕阳西下，落到柏树后面。在这个炎热的六月夏日将尽之际，太阳显得有些暗淡，与我们之间隔着一层灰色的面纱。我以不紧不慢的均匀速度漫步。如今我再次停住，心烦意乱地盯住一个前院。街上只有几个人急急忙忙地往家里赶。这时候，村里多数乡亲通常都待在家里，或者在后门廊，身穿背心和短裤，啜饮着冰镇柠檬水，面对花园，翻阅晚报。
　　不时有几个路人从我身边走过。亚伯拉罕·列文朝我点头致意。有一两个人停住脚步与我说话。在这个村子里我们所有人几乎都彼此熟识。有些人对我购买村里房产，将其出售给建造周末之家或度假别墅的外来人心存怨恨。很快，村将不复为村，而会变成某种夏日度假村。上了年纪的村民不喜欢这种变化。然而新来者把村子变富，将其从一个被遗忘的偏远所在变成一个生机勃勃的地方，至少在周末是这样。每逢安息日（周六），小轿车便鱼贯开进村里，乘客前来参观精品酿酒厂、艺术画廊、销售远东家具的商店，以及奶酪、蜂蜜和橄榄货摊。
　　在炎热的黄昏时分，我来到奠基者街文化厅前的露天广场，双脚不由自主地走到大楼后面。那是一个阴暗空旷的场所，有一个没有意义的小花园，因为从来没有人光顾这个被遗忘的地方。我在这里站了几分钟，然而我不知道我在等谁，或是等什么。这里矗立着一座布满灰尘的小雕塑，四周长满黄草，还有一座花圃，里面种着饥渴的玫瑰，纪念一百年前在一次战斗中遇害的五六位奠基者。大楼后门有个布告栏，通知说三位音乐家将于下周末来与大家共度一个难忘的夜晚。在海报下面，还有一张宗教传教士贴的告示，宣称世界只是一个阴暗的前厅，我们必须在那里准备进入圣所。我盯了它好几分钟，深思后断定自己对圣所一无所知，但我十分喜欢前厅。
　　我正在看布告栏，一个女人—刚才她不在那里—出现在雕塑旁。在暮霭中，她的样子有些奇怪，甚至有些怪诞。她是从文化厅后面的入口走出来的，还是穿过旁边建筑间狭窄的通道来的？刚才我还是孤零零一个人在这里，突然间一个陌生女子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她不是本地人，身材苗条，挺拔，鹰钩鼻，短实的脖颈，头上戴着一顶缀满搭扣与饰针的怪诞的黄帽子。她像一个远足者，身穿土黄色的衣服，脚穿沉重的旅游鞋，一只肩膀上背着只红色帆布包，皮带上还系了个水瓶。她一只手上拿了根棍子，另一只胳膊上搭了件雨衣，这在六月显然不合时宜。她看起来就像从外国广告中走出来的自然漫步者。不是在这里，而是在某个凉爽的地方。我无法从她身上移开视线。
　　这个怪女人回过头来，用锐利、几近敌意的目光看着我。她傲慢地站在那里，像是全心全意鄙视我，或者她试图表示我没有任何希望，我们双方都很清楚这一点。因此她目光犀利。我没有任何选择，只能转移视线，迅速离去，向奠基者街方向和村文化厅走去。大约走了十来步，我情不自禁停下脚步，向四周观望。她已经不在那里了。大地似乎张开巨口把她给吞噬了。但我无法平静，绕过村文化厅，继续朝奠基者街前行，坚定不移地感觉到有些东西出了错，感觉到我应该做些什么，做某些严肃而有用的事、某些该做但避免去做的事。
　　因此我走向“废墟”，要立即和遗孀芭提雅·鲁宾交谈，或者和老母亲罗萨·鲁宾交谈。毕竟，她们终于和我的办公室联系了，说要谈谈。
　　我边走边想拆毁“废墟”有点遗憾。毕竟，它是一百多年前奠基者们*初建造的房屋中的*后一座。作家爱勒达德·鲁宾的爷爷是一位家境殷实的农夫，名叫戈达利亚·鲁宾。他是特里宜兰*早的定居者之一。他亲手为自己建造了住宅，种植了一个果园，还有一个成功的葡萄园。他在村子里以吝啬小气、脾气暴躁著称。他的妻子玛尔塔年轻时是门纳赛地区出了名的美女。但是，“废墟”年久失修，摇摇欲坠，花钱重新修复或装修已没有意义。我还在思量从他母亲和遗孀手里将其买下，把地皮卖掉，盖一幢新的别墅。把一个带有纪念性意义的徽章镶嵌在新建筑物正面，说明这里曾是作家爱勒达德·鲁宾的故居，他正是在这里写下了反映大屠杀恐怖的作品。这是可以做的。当我还是个小孩时，我常想这些恐怖仍以某种方式在作家家里，在地窖里，或者某间后屋里继续着。
　　在公共汽车站旁的小广场，我遇见了特里宜兰村村长本尼?阿弗尼。他正和首席工程师，还有一位内坦亚来的铺路承包商站在那里，讨论把旧铺路石换掉。我看到他们在黄昏时分站在那里闲谈，颇为吃惊。本尼·阿弗尼拍拍我的肩膀说：“你好吗，房地产代理人先生？”接着又说：“你显得有点着急，约西。”他又加了一句：“有空的话到我办公室来坐坐。也许星期五下午，你我二人需要谈谈。”
　　我想试探一下要谈什么，却无法从他那里得到任何暗示。“来吧，我们谈谈。我请你喝咖啡。”
　　这一交流令我倍加不安：该做什么，或者不该做什么成为我的负担，令我忧心忡忡；可究竟是什么事，我无法想象。因此我前去“废墟”。但我没有直接去那里，而是绕了个小弯儿，经由学校和学校旁边的松树道。我突然想到，那个在文化厅后的偏僻花园里突然出现在我面前的怪女人一直试图给我一些线索，或者某种生死攸关的重要线索，而我不肯关注。我究竟在怕什么？我为什么从她面前逃跑？可我真的逃脱了吗？毕竟，当我回头看时，她已不在那里了，仿佛消失在傍晚的暮色之中。一个消瘦挺拔的人，身穿怪里怪气的旅行装，一只手上拿着手杖，另一条胳膊上搭了件折叠起来的雨衣。仿佛不是六月时节。在我看来，她就像阿尔卑斯山上的一名远足者。也许是奥地利人。或者瑞士人？她试图对我说什么？我为什么要从她面前逃之夭夭？对于这些问题，我找不到答案。我也想象不出本尼·阿弗尼要和我说什么，他为什么不能在我们碰面时所在的公交车站旁的小广场坦率地提出问题，而是邀请我在一个如此奇怪的时间，星期五下午，去他的办公室拜访呢？
　　塔尔帕特街拐角的背阴长椅上放着一只用黑色细绳系着的牛皮纸小包。我停住脚步，弯下腰身，看上面写了什么。包裹上什么字也没有。我小心翼翼地把包裹拿起来，将其翻过来，但是牛皮纸光滑得很，没有任何标记。我犹豫了片刻，决定不把包裹打开，但是觉得应该让人知道我发现了它。我不知道该告诉谁。我双手抓住小包裹。它比看上去要重，比一包书要重，好像里面包的是石头或者金属。现在这个物件引起了我的怀疑。我将它轻轻地放回长椅上。我本该把发现这个可疑的包裹的事报告给警察，可我的手机放在办公桌上了，因为我只出去溜达一下，不想让公事打扰。
　　与此同时，*后一缕日光慢慢退去，只有落日的余晖仍旧在路的尽头闪烁，像是朝我点头示意，或者与之相反，警告我远离这里。街道上布满了更浓的阴影，高大的柏树以及住宅前院四周的篱笆均投下了阴影。阴影并非静止不动，而是来回摇晃，仿佛弯下腰身寻找某种丢失的东西。过了一会儿，街灯亮了；阴影没有退避，而是与拂动树梢的轻风交织在一起，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搅动它们，使它们交融。
　　我在“废墟”那破裂的铁门前停住脚步，在那里站了几分钟，吸着欧洲夹竹桃的芬芳，以及天竺葵的苦涩气味。房子里似乎空无一人，因为窗子或花园都没有灯光，只听得蓟草中蟋蟀唧唧，与之毗邻的花园里蛙声一片，街道那边远远传来持续的犬吠。我为什么不事先打电话预约就贸然来到这里？要是我现在敲门，天已经黑了，两个女人一定会大吃一惊。她们甚至连门也不会开。但也许她们都不在家—窗子里一片漆黑。因此我决定离开，改天再来。但是，我一边还在做决定，一边已打开大门。门不吉利地吱嘎作响。我穿过黑漆漆的前花园，敲了两下前门。
　　四
　　开门的是雅德娜，已故的爱勒达德·鲁宾的女儿，一个大约二十五岁的年轻女子。她母亲和祖母去了耶路撒冷。她从海法回来独自住上几天，写关于特里宜兰奠基者的课程论文。很早以前我就记住了雅德娜，因为在她大约十二岁那年，有一次她父亲让她到我办公室来要村规划书。她是个腼腆的金发女孩，身材犹如豆茎，脖子细长，精致的面庞似乎充满了好奇，仿佛所发生的一切均令她吃惊，赋予她羞怯的困惑。我试图与她小谈，谈谈她的父亲、他的书、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拜访者，可她只回答是和不是，只有一次她说：“我怎么会知道呢。”因此我们的交谈未曾开始就已经结束。我把她父亲索要的村规划书递给她，她谢过我之后就出门走了，留下一串羞怯与惊奇，像是发现我本人或我的办公室令人吃惊。在那以后，我在维克多·爱兹拉的杂货店、村委会办公室或在卫生所碰见过她几次。每次她都像老朋友似的冲我微笑，但话很少。她总是给我留下一种挫败感，好像我们之间有些尚未进行的谈话。六七年前，她应征服兵役。听说在那之后，她就到海法读书去了。
　　如今，在这座百叶窗紧闭的房子的入口，她就站在我面前，成了一位举止优雅、姿容纤巧的年轻女子，身穿朴素的棉布连衣裙，头发蓬松，像个小女生般穿着白袜子和拖鞋。我垂下眼帘，只看着她的拖鞋。我说：“你母亲给我打电话了，让我过来谈谈今后如何处理房子。”
　　雅德娜告诉我，她母亲和祖母到耶路撒冷去了，打算在那儿住上几天，她独自一人在家。她邀请我进屋，尽管和她谈论房子的未来没有什么用。我打定主意道完谢就离开，改天再来，可我的双脚却不由自主跟随她走进了房子。我走进童年记忆中的那座大房子。房子里天花板很高，有各式通往旁屋的房门，以及通向地窖的台阶。暗淡的金光透过镶嵌在靠近天花板的金属灯罩照亮了房间。两面墙排列着装满书的书架。东面墙上仍然挂着一张地中海大陆的大地图。地图有些发黄，边缘已经残破。房间里有种古旧和浓密的东西，某种未经通风的东西发出的淡淡气味，也许不是气味，而是金色灯光捕捉到了一些微尘，在侧面放有八把直背餐椅的黑色餐桌上边闪闪发光，形成一个斜柱。
　　雅德娜让我坐在一把紫色扶手椅里，问我想喝什么。
　　我说：“请不要麻烦。我不想打搅你。我就坐坐，休息一会儿。等你母亲和祖母在家时再来。”
　　雅德娜坚持要我喝点什么。“天这么热，你又是走过来的。”她说。她离开房间时，我看着她的两条长腿，她脚上穿着小姑娘的拖鞋和白袜。房子里一片沉寂，仿佛被永久卖掉并腾空。一只旧式挂钟在沙发上方滴答作响。门外一只狗在远处狂吠，但是没有一丝微风拂动房子四周的柏树树梢。东窗外可见一轮满月。月亮表面的黑块显得比平时颜色更深。
　　雅德娜回来后，我注意到她已经脱掉了拖鞋和袜子，现在光着脚。她端着一只黑色玻璃托盘，上面放着一只玻璃杯，一瓶冷水，一盘椰枣、李子和樱桃。瓶子上凝着一层冰珠。杯子上有一圈纤细蓝道。当她弯下腰身时，我瞥见了她的两座乳峰和乳沟。她的乳房小巧而坚实，有那么一刻我觉得那就像她侍奉我的果实。我喝了五六口水，用手指碰了碰水果，可是什么也没有拿。李子外面仍然有一层凝结物，也许是清洗时沾的水滴，看上去味道鲜美，令人垂涎。我告诉雅德娜我记得她的父亲，我从童年时代就记得这座房子，里面的一切似乎都没有变化。她说她父亲喜欢这座房子，他生于斯，长于斯，在这里写下了他的全部作品，但是她母亲想离开此地，住进城里。她感觉静得压抑。显然她祖母会被送进一家养老院，房子会被卖掉。她自己对卖掉房子既不支持，也不反对。那是她母亲的事。要是征求她的意见，她也许会说只要奶奶活着，就缓一缓。但另一方面，母亲的想法可以理解：她既然已经退休，不再担任学校的生物老师，为什么还要留在这里？母亲一直独自和耳朵不好使的奶奶住在这里。
　　“你想看看房子吗？我带你转转？这里有许多房间。”雅德娜说，“这套房子造的没有任何韵律和理由，仿佛建筑师失去了理智，想在哪儿盖房间就在哪儿盖，想在哪儿造通道就在哪儿造。实际上他连建筑师都不是：我的曾祖父建造了房子的主体，每隔几年他就加一个新的侧翼，而后是我祖父，盖了更多的房间。”
　　我站起来，跟着她穿过一扇通往黑暗的房门，发现自己进入一条石砌通道，里面排列着山脉河流的旧照片。我两眼盯着她的那双赤脚。那双脚在石板上轻快地走动，就像她正在我面前跳舞。几扇门都通向这条通道，雅德娜说即使她在这座房子里长大，仍然觉得是在迷宫里，还有一些角落她从小就没有去过。她打开一扇门。我们走下五级台阶，来到一条弯弯曲曲、只亮着一个昏黄灯泡的黑通道。这里也有带玻璃门的柜子，里面装满了书。书与书中间点缀着收藏的化石和海贝。雅德娜说：“我父亲喜欢傍晚时分坐在这里。他非常喜欢没有窗子的封闭空间。”我说我也喜欢封闭的空间，那里即使仲夏时节也留着一丝冬意。雅德娜说：“那样的话，我带你来对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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