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资源法学-(第二版)

　　《环境资源法学（第2版）》：　　2.人与自然关系说。该学说以著名法学家蔡守秋教授为代表。该学说认为“环境资源法的调整对象是因开发、利用、保护、改善环境资源而发生的社会关系，包括因开发、利用、保护、改善环境资源所发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两个方面”。蔡守秋教授认为“可以将法律分为两大部门：一是强调调整人与人关系的，以保护社会环境、维护社会秩序为直接立法目标的法律部门，这就是传统的民商法、经济法等法律部门；二是强调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保护环境资源、维护自然生态秩序为直接立法目标的法律部门，这就是环境保护法、资源法、国土开发整治法、灾害防治法等法律部门”。蔡守秋教授认为“环境社会关系是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环境关系的综合”，“只有经过环境法所调整的那种环境社会关系才属于环境法律关系”，因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环境社会关系的内容，所以环境资源法必然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关系说”，不仅认为环境资源法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认为环境资源法也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但是，因为其突出了环境资源法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所以《环境资源法学（第2版）》将这种理论称为“人与自然关系说”。　　3.环境资源行为说。该学说以徐祥民教授为代表，徐祥民教授认为法律“调整社会关系，其实是在调整人的行为之后发生的，是调整行为之后的后果，是第二层次的问题，因而，法律的调整对象是行为，而非社会关系。法律通过对行为的调整，进而影响或作用于各种关系（包括社会关系及人与自然），使之达致人域与人际的和谐稳定”，“法律的调整对象是行为，行为同时产生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法律调整人的行为，通过权利义务的重新配置而使社会关系恢复常态，使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变为法律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趋于和谐”。因而徐祥民教授认为把环境资源法的调整对象定义为行为“促进了法学理论的逻辑自足性和概念法学之概念的法学严谨性。同时也使法律摆脱了泛‘法律化’和泛‘主体化’的道路，从而给传统的法律注入了生态化因素”。　　上述三种学说虽然存在很大分歧，但都突显了环境资源法调整对象的特殊性，给环境资源法的理论研究带来很大的启迪，是一种积极的理论探索成果。但《环境资源法学（第2版）》坚持“社会关系说”的观点，认为环境资源法调整环境资源社会关系，也就是由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等发生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理由是：①法律的本质是一种意志关系，法律规范的作用就是将这种统一意志关系施加给法律关系的主体，以克服主体的个别意志对统一意志的悖逆，从而达到调整社会关系的目的。人们无法把法律强加给无意识的自然资源，而且，作为自然物的环境资源既无个别的意志，也无法领会法的统一意志，更不能表达出自己的意志和落实法律的意志。因此，法律是不可能调整自然世界的。②就社会关系的本质而言，社会关系所反映的只能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可能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脱离了社会，脱离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将变得毫无意义，就比如对物的所有权，并不是对物而言的，而是对其他人而言的。所以说法律调整人和自然的关系，如果离开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法律即使赋予自然权利和义务，也会是空洞的和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的。③法律是通过影响人的行为来达到调整社会关系的目的的。法律的作用在于给人的行为设定一个边界，然后由法律关系的主体，在法律设定的权利范围内自主调整自己的行为以达到法律所期望的社会关系的理想状态，而不是通过法律调整自己的行为，法律只是人设定自己行为的依据。就比如竞争法通过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而实现理想的市场竞争秩序一样。法律着眼的是社会关系本身，社会关系的应然状态是法律确定调整方向的出发点，在此条件下，法律才有可能制定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的规范标准。如果法律是调整人的行为，那么调整的方向如何判断，以及人的能力的差异性无疑也会给法律调整的标准带来困难。所以，认为环境资源法是调整人的行为的观点虽然可以解决“人与自然关系说”存在的不足，但在理论上仍然存在一定的欠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