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中国 枪炮轰鸣下的尊严(下)

广东的香山县（今中山）是近代有名的“买办之乡”，当地很多居民在洋行或跟外国人做生意，其中不少人都发家致富。近代中国的民族资本家、思想家郑观应就出生在当地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虽然终生没有取得功名，但是一直在乡塾中教学，深得乡邻们的敬重，他从小便得到了严格的教育，特别喜欢读历史方面的书。咸丰八年（1858），郑观应参加童子试，后名落孙山，他听从父亲的命令，前往上海投奔叔父学习经商。到上海之后，郑观应居住在叔父郑廷江家中。一边学习英文，一边在叔父工作的新德洋行担任听差。第二年，郑观应便被曾寄圃、徐润介绍到英商宝顺洋行担任低级雇员，这段时间里他在英国人傅兰雅所办的夜校补习英文，能够浏览英文书报，同时研读欧洲政治、实业。很快，由于他办事能力强，工作效率高又懂英文，被提升为宝顺洋行的买办。洋商中的首席中国买办郑观应在担任宝顺洋行买办后，又先后担任过茶行和盐务公司的经理，积累了大量的商场经验，在上海的商界也有了知名度。同治十二年（1873），英商太古商船公司成立，同郑观应签订了三年的雇佣合同。请他担任公司的总经理，并兼任账房和栈房等事务。郑观应和美国人晏尔吉共同主持日常事务，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他经营有方，太古轮船公司的经营规模不断扩大，销售利润不断增加，因此后来太古洋行又同他续约五年。当时郑观应的年薪就已经是七千两白银，再加上公司的利润分红，此时的郑观应可以算是中国首席“白领”了。在太古公司任职时，郑观应也开始自己经商办企业，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实践在市场上同外国企业一较高低。他先后在山东投资开矿，并开设造纸厂。光绪六年（1880），郑观应接受北洋大臣李鸿章的礼聘，在同太古公司契约到期时，放弃了公司的优厚待遇，前往轮船招商局任职。为国效力，侦察敌情郑观应任职轮船招商局之后，运用自己在太古公司的成功经验，针对招商局的弊端，拟订了“救弊大纲”十六条，经过一番苦心的经营，终于使招商局在经营上有了起色。1883年11月，郑观应因为出色的业绩，被任命为轮船招商局总办。不久，中法战争爆发。光绪十年（1884）二月，郑观应主动配合清朝军队的抗战工作，数次上书朝廷，要求抵抗到底。驻德公使李凤苞从德国买入的二十五尊克虏伯大炮在运抵香港时，受到英国殖民当局的刁难。郑观应奉命前往交涉，依倚他对香港情况熟悉，交涉相当顺利，将大炮运回广东。五月初，他又受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的委派，潜入越南西贡侦察敌情。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郑观应往返几千里路，着重侦察了法军在西贡至金边、暹罗的水陆炮台，均详细绘制成草图。“盛世”发危言郑观应很早就希望能够找到一条适合中国走的富强发展之路。早年，他曾经写过两本书《救时揭要》和《易言》，阐述自己救国的理论。光绪十二年（1886），郑观应辞官在澳门闲居时，集中精力将《易言》扩编，阐发新的思想。经过五年的呕心沥血，完成了《盛世危言》一书。《盛世危言》全书连同附录和后记，总共87篇文章。全书围绕着“图强御侮”这个主题，贯穿着富强救国的思想，提出中国要强盛就要变法。而要变法，在经济上，要开展“商战”；在军事上，要制造先进的军械；在政治上则设立议院。他首先提出“兵战”不如“商战”的理论，认为只要中国能够学习西方的先进经济技术，在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就可以抵御列强的经济侵略，使中国在“商战”上战胜列强。为了振兴民族工商业，郑观应希望朝廷尽快设置商部，统管全国的经济，在地方上设立南北商务局。在提出商战的同时，郑观应也指出导致中国现在落后挨打的罪魁祸首就是落后的政治。他尖锐地指出只有在内部进行政治改革，实行君主立宪制，设立议院，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国弱民贫的局面。他在文章中责问清朝的统治者：日本和英国实行了君主立宪制，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难道时至今日，中国还不想进行改革，设立议院吗？《盛世危言》发出了中国人在甲午战争前号召变法的强音。对后来的变法维新产生了颇大的影响。光绪二十年（1894）冬，此书付印，马上引起人们的注意，大家竞相传阅，以至到19世纪末，已重印20余次，成为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版本多的一种书。1895年初，处于失败阴影下的光绪皇帝看到此书后，立即下旨印刷2000部，分发给大臣阅读，被时人称为“医国之灵枢金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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