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沙习学集:敦煌吐鲁番文学文献丛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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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俊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

本类榜单：历史

分类：历史 > 考古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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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9787101122671
装帧：暂无
册数：暂无
重量：暂无
开本：23cm
页数：694
出版时间：2016-11-01
条形码：9787101122671 ; 978-7-101-12267-1

本书特色

　　《鸣沙习学集》，徐俊撰，收录论文、札记、书评三十余篇，其主体都与敦煌吐鲁番文学相关。全书按照论文、劄记、书评及附录编排，大致分为先唐诗、唐五代诗、歌辞、学术史等四类，各类基本按写作时间或发表先后为序，个别略具综合性质者置于类末。作者自述其近三十年学术经历云：“1986年前后，因为承担责编陈尚君先生《全唐诗补编》（包括王重民先生等《全唐诗外编》修订本）的缘故，我开始接触敦煌写本文献，并尝试对有关敦煌诗歌进行查考和辑录。到1991年，基本完成敦煌诗歌写本的普查、校录；1995年完成《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初稿，并列入中华书局发稿计划，2000年6月正式出版。……我曾取王重民先生《敦煌曲子词集》、任半塘先生《敦煌曲校录》和《敦煌歌辞总编》、饶宗颐先生《敦煌曲》等校读对勘,因而对敦煌歌辞类写本有所关注和了解。”因此，作者在敦煌吐鲁番文学这块学术沃土上，至今已孜孜耕耘三十年；而这本论文集的编纂，可以说是一次学术大丰收。随着新材料的发现和信息技术的运用，作者在尽量存其原貌的基础上，又对论文略有校正，足见作者学术之谨严。

内容简介

　　作者在敦煌吐鲁番文学这块学术沃土上，至今已孜孜耕耘三十年。这本论文集的编纂，可以说是一次学术大丰收。随着新材料的发现和信息技术的运用，作者在尽量存其原貌的基础上，又对论文略有校正，足见作者学术之谨严。

敦煌文献与隋唐五代文学（代序）敦煌先唐诗考德藏吐鲁番本“晋史毛伯成”诗卷校录考证俄藏Dx.11414＋Dx.02947前秦拟古诗残本研究 ——兼论背面券契文书的地域和时代敦煌本《珠英集》考补王重民《补全唐诗》二种校补敦煌学郎诗作者问题考略敦煌P.3619唐诗写卷校录平议敦煌P.3597唐诗写卷辑考 ——兼说“白侍郎”作品的托名问题敦煌写本唐人诗歌重出互见综考唐五代长沙窑瓷器题诗校证 ——以敦煌吐鲁番写本诗歌参校新见俄藏敦煌唐诗写本三种考证及校录唐蔡省风编《瑶池新咏》重研敦煌写本诗歌续考敦煌唐诗写本仓部李昂续考身临其境的诗坛 ——关于敦煌诗歌写本特征、内容及整理方式的考察敦煌词辑校四题敦煌本《山僧歌》缀合与S.5692缝缋装册的还原唐词、唐曲子及其相关问题 ——一段敦煌学公案的学术史观照两首被误读的曲子词法藏P.2506曲子词钞 ——敦煌曲子词集新校之一敦煌佛教赞颂写本叙录 ——法藏部分六种伯希和劫经早期传播史事杂考 ——罗振玉题跋《鸣沙石室秘笈景本》及其他书劄中的雪泥鸿迹 ——中华书局所藏向达致舒新城书劄释读劄记书评附录索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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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料

文学研究的视阈与观念变化陈尚君徐俊本人在学术上zui重要的建树，是2000年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100周年之际出版的《敦煌诗集残卷辑考》，首次完成全部敦煌遗书中存世诗歌的整理，当然，其间多数可以认为是唐人诗歌。收录在本书中的多数论文，也撰写于上世纪90年代，可以说代表那一时期敦煌诗歌研究的前沿水平。就我所知，他的敦煌诗歌校录研究，开始于1986年，不能说与我的唐诗辑录完全没有联系——那时上海完全没有人做敦煌学，无论敦煌遗书缩微胶卷，还是台湾黄永武主编的《敦煌宝藏》，一时都无从寻觅，只能阙如，而他工作在北京，无论资料利用条件，还是能遇到许多研究敦煌学学者经常切磋交流的便利，都是我所不具备的。他做《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体例曾与我商量，我看法比较保守，仍觉得以作者为单元处理诗歌是比较方便读者的办法，他则基本遵循国际上有关敦煌文本的处理规范，以各敦煌写卷为单元，尽可能地保存和记录各写卷中保存的文献信息，同时全面参考中外学者前此已经有的校录成绩。其中zui重要的收获，则写成专文。…………唐人选唐诗的说法始于明末毛晋，到50年代末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唐人选唐诗十种》，依罗振玉所题《唐写本唐人选唐诗》，首列伯2567写卷，影响很大。徐俊的工作首先是在全面校理敦煌诗歌写本后，不再采用《唐写本唐人选唐诗》之题名，认为敦煌所存同类一般唐诗丛钞、杂写，反映了写本时代诗歌传播的普遍状态。二是对《珠英集》作了校录复原 (校订之细节，我还将在谈文本形态时说到)，在前人基础上写定文本，确知该集两个写本存具名作者十一人 (另至少二人阙名)，诗五十四首 (一首残，二首仅存题)。三是有关《瑶池新咏》的辑佚。唐后期蔡省风编《瑶池新咏》二卷，是zui早专收女性诗人作品的选本，南宋后失传。徐俊对该集之研究有一过程。首先利用《俄藏敦煌文献》前期发表的部分，发现“大唐女才子”、“著作郎蔡省风纂”等字样，确定属于该集的三个残卷，与荣新江合撰《新见俄藏敦煌唐诗写本三种考证及校录》，刊《唐研究》第五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续将文本整理，收入《辑考》，凡存李季兰、元淳诗各七首(均多残损)。后又得三件残片，并有《瑶池集》《瑶池新咏集》书题，另与荣新江合撰《唐蔡省风编〈瑶池新咏>重研》，刊《唐研究》第七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增加吉中孚妻张夫人、崔仲容诗共九首，再在增订本《唐人选唐诗新编》(中华书局2014年)收入新的整理本，使这部失传近千年的唐集部分恢复了原貌，并提供了几位杰出女诗人的多篇佚诗，内容极其珍贵。如李季兰《陷贼后寄故夫》一首，即可见到泾原兵变李季兰陷逆后的真实想法。更可贵的是，由该集首列四位女诗人次序之推定，也可大致认定《又玄集》卷下、《吟窗杂录·古今才妇》部分所录，反映出《瑶池集》二十多位女诗人录诗的面貌。由于该集序有“况今文明之盛”之残文，又不收另一位著名的女冠诗人鱼玄机，我比较倾向该集编成于宣宗以前，当然目前还不能作定论。若然，则凡该集入收作者之时代可以大大移前。其次为文本形态研究。中国学者研究文献学，含目录、版本、校勘、典藏诸方面，日本称书志学，除共同者外，较大不同是更关注文本形态的描述与分析，这一做法也更多影响到现代敦煌学研究中文本形态记录的基本规范。徐俊在《辑考》中逐卷保留文本形态，zui大程度发掘文本本身包含的学术信息。这里可以举几个特别的例子。一是《珠英集》残卷，包括斯2717、伯3771两个写本，相当于原书卷四、卷五的部分内容，前此董康、内藤湖南已有所关注，王重民据以补录佚诗。徐俊从文本原貌出发，发现在沈佺期之前还有阙名《帝京篇》一首，为各家所失察，另根据《郡斋读书志》有关该集以作者官班为序的记载，发现伯3771部分内容抄了两遍，在胡皓第三首诗题《登灰坂》后有断缺，重抄的乔备前有两首诗，王重民一并视为胡皓诗辑出。徐俊则指出乔备时任安邑县令为正六品下，胡皓时任恭陵丞为从九品下，乔显然不可能排在胡后，因此乔名前诸诗也不可能为胡作。这样解读文本归属，是有说服力的。再如斯5692存一组僧诗，看得见的题目有《山僧歌》与“亡名和尚《绝学箴》”，但内容不连属，任半塘因此分读成近十首歌辞。徐俊仔细分析此册页可分为十二片，其中《绝学箴》为后周僧亡名作，即《宝人铭》之铭词部分，传世文献有载，用以与该卷对读，得以恢复《山僧歌》的全貌。并进一步发现原为折页装册子，类似于近现代印刷之拼版。对这一文本形式，徐俊zui初认为属蝴蝶装，后来根据宋代张邦基《墨庄漫录》记载和今人牛达生的研究，确认定名为缝缋装。这一发现，不仅正确解读了作品，也提供了古籍装帧史上的特殊范例。再次是唐诗民间传播研究。吐鲁番出土卜天寿《论语郑玄注》写本后的题诗，70年代初引起郭沫若之重视，但这五六首诗到底是这位12岁少年自作还是抄录他人之诗，当年曾引起广泛讨论。到90年代初，徐俊和李正宇在全面搜录类似诗歌的基础上，界定皆是这些称为学仕郎的敦煌小学生，根据当时民间流行作品和自己的记忆率性发挥，在课本、抄经和杂写后的随意涂鸦之作，统称为学郎诗，从而揭示了唐诗民间流传的特殊形态。此后20多年，续有发现，目前我们至少从敦煌存诗、吐鲁番存诗，以及长沙窑瓷器题诗、上党地区出土墓志盖题诗中，看到民间传播的多元分歧状态。经比读，至少有十多首诗在悬隔万里的敦煌、吐鲁番学郎与长沙窑工匠的笔下出现。敦煌、吐鲁番学郎将熟读可诵的诗歌写出来，宣泄自己的情绪，长沙窑工匠则将其抄写在流通民间的釉下彩瓷壶上，作为商品出售，其中仅有少数出自著名文人的创作，多数不知作者。民间的抄手也没有兴趣去追究到底谁是原创，也不在乎标准文本的严格规范，一切都在率兴的涂抹中流传。这一真相的揭示，对理解唐诗在社会下层的流播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白居易诗通俗易懂，据说老妪能解，但老妪读到的是什么文本，世未明言。长沙窑瓷器题诗提供了一个案例，即白之名篇《答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至少可以见到两个衍派文本：“八月新丰(原作风)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色好，能饮一杯无？”“二月春丰酒，红泥小火炉。今朝天色好，能饮一杯无？”但首句从酒色之复杂描述，改为特定时间特定地域酒的带有广告气味的介绍，第三句则从天寒欲雪的气氛烘托，转作zui直接明白的天色记录，原诗的风雅蕴藉大大逊色，但似乎下层民众更愿意接受这样的作品。民间传播也是研究敦煌、吐鲁番诗歌的重要基础，明了乎此，方能理解敦煌诗歌写本为何有大量著名诗人的作品，并不作明确的作者署名；理解为何敦煌写本邈真赞两篇内容基本相同的文章，居然有不同的题目和作者；理解一些署名名家的诗文，基本可以确定为依托之作；确定书仪、文书、契约一类作品之程序化叙述，其实仅是民间按样画葫芦的摹拟，与有作者归属之诗文根本不是一回事。《辑考》一书正是在充分理解民间写作、传播之多歧不确定的前提下，完成全书的编排及写定。当然这也会引起更多讨论，文本的zui终确认也都会有一个复杂的过程。从此一立场出发，我在徐俊已经提供线索的基础上，也更愿意相信《全唐诗》所收曾庶几(误作麻几)《放猿》、贾岛《过海联句》、张氲《醉吟三首》之一“去岁无田种”等诗，为后人将民间流传之诗附会到有名人物身上去，属于唐诗民间流传的另一特殊形态。徐俊为作《辑考》，充分利用了法国国家图书馆存伯希和所获文书(包括藏文文书)、英国图书馆藏斯坦因所获文书(包括7000号后文书)、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文书，还充分利用了新刊俄藏文书，日本和我国北京、上海、天津、台北、甘肃各地的公私收藏，于海内外数十年来与敦煌诗歌有关的论著，亦得以全面征用吸取。《辑考》所收诗歌十九为唐五代作品，多半为《全唐诗》及各种补遗著作所未收。不仅有大量著名诗人的佚作，且有大量敦煌本土诗人的作品。本书所收论文和各类专题文章近40篇，以敦煌诗歌专题研究为主，许多是与《辑考》相关的研究心得，引证之丰沛，考辨之绵密，分析之仔细，发明之新警，读者当不难体会，就不用我在此赘言了。（2016年11月04日《文汇报》）

作者简介

　　徐俊，江苏扬中人，1983年7月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同年到中华书局古典文学编辑室工作，历任助理编辑、编辑、副编审、编审。2010年3月29日起，任中华书局总编辑。2012年7月任中华书局党委书记、总经理。从事唐代文学和敦煌文学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撰有《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200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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