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余晖:中古时代:清

中古时代·清时期
　　“中古时代·清时期”论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老时期清代的历史。
　　清朝传9代，10帝，268年，约当于公元1644—1911年。1840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入侵，发生了鸦片战争，中国逐渐由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
　　清的先人原来是东北地区的女真部落，在努尔哈赤时期发展成为民族。这是一个新兴的、生气勃勃的民族。在历史发展阶段上，本来是明属于前列，而清为后进，但由于政治上的腐败，明被清所取代了。
　　清入关后，吸收前代，特别是元、明两代进行统治的经验和教训，相对地说是励精图治、与民休息的。也重视学术文化的发扬，因而出现了康熙、乾隆之治。这是清代在历史上的成就。清在政治上有成就，但也不可估计太高，这毕竟已处在封建社会的衰老阶段。
　　清代的民族关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这时民族多，差异大，发展不平衡。满汉关系、满蒙关系、满汉和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各有特点，清廷、官府，也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对待。本册不能提供充分的篇幅来论述这些问题，但重视了民族关系的主流，力求贯彻民族平等的原则，防止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偏向。
　　清代，中外关系逐渐重要起来。对于中国在国际地位上的变化，这是一个关键时期。
　　清代的人物很多，可选而不必选者也多。本册对人物的选择是严格的，限于篇幅，可能某些人所熟知者也未选入。
　　**讲清史编写之旨趣
　　1．中古和近代的分界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后一个皇朝。从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到宣统三年（1911年）溥仪退位，清朝统治全国长达268年。加上其在关外的兴起阶段，共有300多年。本册论述的是自清太祖努尔哈赤于1583年起兵到1840年这200多年的历史。论述的下限之所以止于1840年，是因为当前我国史学界习惯于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国中古史和近代史的分期界线，我们也采用了这一看法。
　　2．历史的主流
　　大概始自辛亥革命以后，清朝往往被称为“满清”，清的统治有时被说成“民族牢狱”，其实并非如此。清的统治是以满族贵族为首的、同时也是各民族上层所共同认可的政权。这是一个在历史上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体制的继续。清有民族压迫的一面，有时压迫得很残酷，同时也有增进民族联系、发展民族关系的一面。从历史的长河上看，后者自然是历史的主流，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3．衰老还含有一定的生命力
　　清和明，都属于封建社会的衰老时期。我们说衰老，不说衰落，不说解体，这是因为衰老还含有一定的生命力，有时在某些方面还可以表现一定程度的坚强。好比说三国人物黄忠人虽老，黄忠的“宝刀不老”，这就是说明这个问题的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清处于封建社会末期，但有过康乾盛世。当时的皇家，励精图治，整顿吏治，轻徭薄赋，奖劝农桑，平定叛乱，在政治上是有成绩的。对于清史上这一类的问题，应妥善处理。一方面要加以肯定，另一方面也要重视这类社会现象的阶级本质。当然，辩证地处理这些问题是很不容易的。
　　这里提出了新的论断：清朝属于封建社会的衰老时期，“我们说衰老，不说衰落，不说解体，这是因为衰老还含有一定的生命力，有时在某些方面还可以表现一定程度的坚强”。这给处于封建社会衰老时期的清朝，在某些方面、某些领域有发展、有繁荣，做出了理论上的解释，是一个深刻的历史哲学理念。
　　清朝之所以能够统一华夏，拓疆固边，出现“康乾盛世”局面，主要原因有三：其一，衰老的清朝，表现出一定的生命力和坚强性；其二，新兴的满族，表现出一定的蓬勃朝气和进取精神；其三，满汉的联合，满族尚武筋骨同汉族文化血肉相媾和，表现出一定的博大武勋和伟观文业。
　　4．资本主义只是停留在萌芽状态
　　资本主义萌芽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社会经济上的重要问题，史学界对此争辩热烈。有的学者把这种萌芽的社会意义说得几乎是影响全面社会的新生产力，有的学者却根本不承认这种萌芽的存在。我们认为这种萌芽是有的，但只存在于个别地区的某些生产部门，还只是停留在萌芽状态。对于这个问题的表述要有分寸，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能说多少说多少，不要过分地推论。
　　5．科学和艺术是受到相当重视的
　　在清代，科学和艺术是受到相当重视的。在这一时期，产生了杰出的科学家，也产生了优秀的文艺作家。他们在世界历史上同一学科门类中，也是富有成果、毫不逊色的。这两方面内容，限于篇幅虽然不能有详尽的论述，但也在书中给以适当的地位。
　　6．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在外交关系上，清皇朝日益暴露了它的腐朽。当时，中国仍在封建制度的范围内蹒跚前进，西方英、法、美等国已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还急剧向外扩张，掠夺殖民地，抢掠人畜财帛，并频叩中国大门，不断蚕食中国领土。沙俄屡侵黑龙江地域，英使一再来华。嘉庆以后，鸦片大量走私倾销内地，保守落后的清王朝不识时务，不能采取相应的对策，以致国际地位日益低落，终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7．勾画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关于清代的史料是很丰富的，有关清史问题也是很多的，当前清史研究的工作还处在一个新的起步阶段。对于某些历史问题，尚不能做出明确的论断，但我们希望本册能从总的方面为清史勾画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综上所述，这是本书的主旨纲要和点睛之笔。
　　第二讲清时期史学领域的变化
　　1．清时期的史学特点
　　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老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封建社会固有的各种社会矛盾都呈现激化的趋势，农民和地主阶级内部各种集团的冲突空前加强。生产力在继续发展，而生产关系却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新生产力的发展还不能突破封建生产关系的桎梏。
　　清统治者在文化学术方面，采取专制政策……对学术文化采取各种办法进行控制。**，继续提倡八股文、尊崇孔子和程朱，以限制人民的思想。第二，查禁对于清朝不利的书籍。第三，兴文字狱。第四，寓禁书于修书。雍正、乾隆时，先后官修了《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两部大书。在编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通过普遍征书而进行对书籍的销毁，通过对书籍的收录而进行删削窜改，主要目的就是寓禁于修。
　　这种时代特点与背景反映在史学上，一方面是因循保守气息的充斥，另一方面是反映时代抗议精神的优秀作品不断地问世。
　　自明代初年到清代乾嘉年代的史学，受时代的影响，呈现波浪式的变化，大致可分明代、明末清初、清代三个阶段。*后，有龚自珍的史学。
　　2．清初的史学和经世致用
　　嘉靖、万历以后，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和尖锐，思想领域也显得活跃起来。这在东南地区要更显著一些。明清之际，是学术思想特别活跃的年代，当时出现一些著名的学者和大师，讲求经世致用，有不少名著问世，在学术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从嘉靖、万历年间的“六经皆史”到明末清初的“经世致用”，这是明清时期史学的第二阶段。“六经皆史”，是要抹去作为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的灵光。“经世致用”，是要消除封建君主专制的淫威。这反映了封建社会晚期“穷则思变”的要求。但这时新生力量还很微弱，还没有可以冲破封建桎梏的能力。在封建的文化高压政策之下，到了乾嘉年代，史学的大量工作便向历史文献学和考据史学的方面转化，明清时期的史学从而进入第三个阶段……
　　3．清代学术和乾嘉考据
　　清代学术，包括的范围很广，其中乾嘉考据颇为突出。
　　章炳麟在其所著《检论》卷四《清儒》篇中，对清代学术有比较全面的论述。他指出，清代学术有经学，有浙东史学，有所谓“桐城义法”，有常州学派。他所谓“经学”，是乾嘉考据所开始经营的范围，后来范围扩大了。章氏说：“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多忌，故歌诗文史枯。愚民，故经世先生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这是说清代学术，于理学、文史和经世之学均已衰落，才智之士为了避免迫害，大致走入说经之一途。章氏又说：“始，故明职方郎昆山顾炎武为《唐韵正》《易》《诗本音》，古韵始明，其后言声音训诂者禀焉。太原阎若璩撰《古文尚书疏证》，定东晋晚书为作伪，学者宗之。济阳张尔岐始明《仪礼》；而德清胡渭审察地望，系之《禹贡》。皆为硕儒。”他认为这些人“草创未精博，时糅杂宋明谰言”。实际上，顾炎武、阎若璩、胡渭等人的音韵、训诂、辨伪、经解，只能是乾嘉考据的先行者，他们的考据之学在清初学术上并没有多大地位。顾炎武的考据只是经世之学的手段，跟乾嘉考据有很大的区别。乾嘉考据只是继承顾炎武学术之技术性的一面，而舍弃了他的精髓。
　　关于乾嘉考据，章炳麟认为：“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江永、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异也。”
　　所谓吴学，章炳麟说：“先栋时有何焯、陈景云、沈德潜，皆尚洽通，杂治经史文辞。至栋，承其父士奇学，揖志经术，撰《九经古义》《周易述》《明堂大道录》《古文尚书考》《左传补注》，始精眇，不惑于闻，然亦泛滥百家，尝注《后汉书》及王士稹诗，其余笔语尤众。栋弟子有江声、余萧客。声为《尚书集注音疏》，萧客为《古经解钩沉》，大共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已见。而王鸣盛、钱大昕亦被其风，稍益发舒。教于扬州，则汪中、刘台拱、李悖、贾田祖以次兴起。萧客子弟甘泉江藩，复缵续《周易述》。皆陈义《尔雅》，渊乎古训是则者也。”
　　所谓皖学，章炳麟说：“震生休宁，受学婺源江永，治小学、礼经、算术、舆地，皆深通。其乡里同学有金榜、程瑶田，后有凌廷堪、三胡。三胡者，匡衷、承珙、培翠也。皆善治《礼》。而瑶田并通水地、声律、工艺、谷食之学。震又教于京师，任大椿、卢文弨、孔广森皆从问业。弟子*知名者，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玉裁为《六书音韵表》以解《说文》，《说文》明。念孙疏《广雅》，以经传、诸子转相证明，诸古书文义诘诎者皆理解。授子引之，为《经传释词》，明三古辞气，汉儒所不能理绎。其小学训诂，自魏以来，未尝有也。近世德清俞樾，瑞安孙诒让，皆承念孙之学。樾为《古书疑义举例》，辨古人称名抵牾者，各从条列。使人无从疑眩，尤微至。世多以段、王、俞、孙为经儒，卒*精者乃在小学，往往得名家支流，非汉世《凡将》《急就》之侪也。凡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参密严琛，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与苏州诸学殊矣。”
　　这些话说出了乾嘉考据之概貌，而考据的范围包括了音韵、训诂、算术、舆地、声律、工艺、谷食之学，于经传之外，旁及子史。这些学者确实下了功夫，在古籍整理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使一向难以通解的书得以通解，一向真伪难辨的书得以正确的理解，沉没已久的古音古义得以复现。但这些成绩仅限于很小的天地内，对于明清之际以“经世致用”为目标的史学来说，是无从比拟的。作为皖派领袖的戴震，本来既是考据学家，又是哲学家。但他在哲学方面的学术表现不只为其考据学上的成就所掩盖，而且为其后学者所讳言。风习的移人，于此更可值得注意。
　　关于浙东史学，章炳麟说：“自明末有浙东之学。万斯大、斯同兄弟，皆鄞人，师事余姚黄宗羲，称说《礼经》，杂陈汉、宋，而斯同独尊史法。其后余姚邵晋涵、鄞全祖望继之，尤善言明末遗事。会稽章学诚为《文史》《校雠》诸通义，以复歆、固之学，其卓约近《史通》。而说《礼》者羁縻不绝。定海黄式三传浙东学，始与皖南交通。其子以周作《礼书通故》，三代制度大定。唯浙江上下诸学说，亦至是完集云。”万斯同、全祖望对明史的工作，其兴趣在于保存明代文献，他们还有清初学者那样的民族思想。他们的工作是跟考据家的古籍考订不同的。章学诚是乾嘉年代的史学大家，他的代表作《文史通义》及方志学，很值得重视不究。
　　历史文献学和乾嘉考据史学，在清代学术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对此，下文做专门介绍。
　　对于乾嘉年代的撰述，也还值得一提的。秦蕙田的《五礼通考》，是典章方面的通史。毕沅的《续资治通鉴》，是紧接《资治通鉴》的编年体宋元史，两部为史书中有分量的作品。
　　*后，还要提到龚自珍的史学。龚自珍是思想家，也是历史家。他提出学说，治西北舆地，提倡经世之学，愤恨封建的黑暗，憧憬未来社会的曙光。由于当时社会和文化旧的还很深厚，尚无光明前景，故他思想上新与旧、传统与异端的矛盾交织，显示出新的不免稚弱，而旧的尚很沉重。
　　总之，明清史学的纷繁现象，是社会变革的矛盾运动在史学领域里的反映，有的反映得明显，有的反映得曲折，有的为封建桎梏所紧紧掌握，有的是要挣脱封建桎梏而又苦于力量的不足。至于龚自珍的史学，则透露出一定的近代启蒙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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