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通史简编

　　《黑龙江通史简编（上册）》：　　一、豆莫娄政权的兴衰　　豆莫娄，也作大莫卢、大莫娄、达末娄，其名为“橐离”一音之转。始见于《魏书·豆莫娄传》，称其“旧北夫馀也”，即历史上的“北夫馀”（橐离）之后。　　关于豆莫娄政权的建立，《新唐书·东夷传》虽载：“达末娄自言北扶馀之裔，高丽灭其国，遗人度（渡）那河，因居之”，但没有明言其建国的具体时间。鉴于勿吉使节乙力支朝魏之际称“其傍”的邻部中就有“大莫卢国”，故可断言其早在延兴五年（475年）之前即已出现。而高丽与夫馀之间*近于该年的战争则为义熙六年（410年）之役，当时的夫馀虽未灭亡，却已屈服于前者。故有理由推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其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势力脱离王廷而北渡那河，进入历史上的橐离（即北夫馀）故地，并在那里建立了豆莫娄政权。　　起初，其地似在那河之北，同夫馀王廷分庭抗礼。后来由于勿吉人的进攻，才北徙到呼兰河支流通肯河及乌裕尔河流域。这就是《魏书·豆莫娄传》所称：“豆莫娄国，在勿吉国北千里，去洛六千里”之谓。不过，接下来所说：“在失韦之东，东至于海，方二千里”，却值得怀疑。“在失韦之东”，固然不错；但“东至于海”，显系夸大不实之词。原因简单得很，它的东邻就是“常轻豆莫娄”的勿吉人.后者无论如何也是不会容许豆莫娄人据自己的分布范围而濒临大海的，故其东境只能是夫馀一族与肃慎一挹娄族系传统分界线的小兴安岭；北境则在讷谟尔河流域，西境接近嫩江之滨，南境大体在呼兰河至安达一带。①　　豆莫娄的政治体制与社会制度和夫馀国悉同，即所谓“君长皆以六畜名官，邑落有豪帅”②，其各级官职分别由大小奴隶主们充任。司法刑律也均沿袭夫馀之旧，所谓“用刑严急，杀人者死，没其家人为奴婢。俗淫，尤恶妒妇，妒者杀之，尸其国南山上至腐。女家欲得，输牛马乃与之”③。生产生活方式与语言习俗也大体雷同，社会经济以农、牧为主，手工业高于诸邻，“饮食亦用俎豆”④。史籍记载其人身形“长大，性强勇”，却又安土重迁而“谨厚、不寇抄”。⑤当然也不会不受到邻族的影响，如其语言就与邻近的室韦人之间存在不少相通之处。但可悲的是在其刚刚建国不久，就遭到强邻勿吉人的欺负，同时也受到西北方面室韦人的压力。为了摆脱被动局面，豆莫娄曾试图同中原政权进行联络，*晚从太和年间（477-499年）起通贡于北魏。至天统三年（567年）、天统五年（569年）又朝贡于北齐政权。后来直到隋唐之际仍同中原政权保持贡属关系。《新唐书·东夷传》即载开元十一年（723年）其首领入唐朝贡。此后不复见于史载，似已为黑水靺鞨及室韦诸部所吞并。豆莫娄政权自5世纪初至8世纪初叶，前后存在约三百年。　　二、难水中游的乌洛侯人　　乌洛侯人，其名始见于《魏书·乌洛侯传》，*早人史似在北魏太平真君四年即公元443年。当时其使者正在平城（今山西大同市）朝贡北魏，根据他们的奏报，才有李敞等人的长途跋涉、赴祖庙石室进行祭祀之举。至于其族源，学术界大多认为与北部鲜卑即拓跋鲜卑有关，不过，很可能为同族异部，并与东胡遗裔有着密切的渊源。在蒙古语中，“乌拉”（即乌洛）是山的意思；“侯”与“胡”（即人的意思）音近。二者合起来的“乌洛侯”，也即山里人之谓。而从各方面的迹象来看，又有可能是东胡联盟解体后，一部分遗裔进入今大兴安岭一带而与原居的部落相融合的产物。故尽管其生产生活方式及社会发展水平远比失韦人先进得多（详见下文），但是主要的习俗却是“绳发、皮服”①，与北部鲜卑一致，所以在族源上与北部鲜卑中之一支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乌洛侯的分布地区，据《魏书》本传载：其国“在地豆于之北，去代都（即平城）四千五百馀里……西北有完水，东北流合于难水，其地小水皆注于难，东入于海；又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巳尼大水，所谓北海也。世祖真君四年来朝，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完水”即今额尔古纳河和黑龙江上游；难水即今嫩江和东流松花江；“于巳尼大水，所谓北海也”即今之贝加尔湖；“旧墟”在今鄂伦春族自治旗嘎仙洞，故可以断言，其地在今大兴安岭中段及嫩江中下游一带，东与豆莫娄为邻，北与室韦搭界，西南达到绰尔河一带与地豆于相接。“其土下湿，多雾气而寒，民冬则穿地为室，夏则随原阜畜牧。多豕，有谷麦”②。这些记载说明乌洛侯人的畜牧业与农业均有一定的发展，继橐离和鲜卑人之后为嫩江流域的开发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他们也“好射猎”，表明其传统的渔猎经济仍占有一定的地位。总的来看，其生产力水平高于邻近的室韦、地豆于诸部，并且出现了较多的剩余农副产品而不得不“慢藏野积”，即在产品的生产地就近储藏起来。由于物质相对富裕，生活内容也相当丰富，已有了自己的音乐和拥有自制的乐器，即所谓的“乐有箜篌，木槽革面而施九弦”，并且“以珠为饰”，有着相当强烈的审美意识和生活情趣。③但这一切并不影响其“民尚勇”的习性，并以“不为奸窃”及“无寇盗”而著称。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