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中国哲学史-(上册)

首先，在爱的范围和程度上，儒家依据宗法伦理，承认有亲疏远近之别、贵贱差等之分。墨子则坚决反对宗法伦理，主张爱无差等：“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下引该书只注篇名。）
其次，在先后顺序上，儒家主张先爱自己之“亲”，然后再推及别人之“亲”，是谓“推己及人”。墨子则相反，要求人们首先去爱利别人的父母：“必吾先从事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兼爱下》）如果人人都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自己的父母也就会得到相应的回报。
*后，在爱与被爱的关系上，儒家主张尽心，不言回报，只求尽职尽伦，不过问自己的权利。墨子则站在功利的角度，提出了对等互报的原则：“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兼爱上》）就性质而言，儒家的仁爱学说是一种彻底的义务论，墨子的兼爱论因对实际利益和后果的重视而呈现出功利主义的色彩。
墨子认为，儒家“差等之爱”的出发点其实是自私自利，因而在*终结果上和极端的利己主义并无不同；社会中的许多罪恶和不平等现象如王公大人的骨肉之亲无故获得富贵，也都是由这种“差等之爱”引起的。墨子相信，把这种“差等之爱”推到极致，必然会出现“处大国攻小国，处大家乱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欺愚，贵傲贱”（《天志中》）的结局，因此，他坚决主张“兼以易别”，即用平等的无差别的爱来代替那种有差等的爱。
就对“差等之爱”的批判而言，墨子的“兼爱”论显然有其积极意义，它有力地揭露了传统宗法等级制度的不合理，同时也暴露了儒家伦理的局限。儒家以亲族为起点的推及之爱，注入了贵族性的“恩泽”成分，无法突破此族与彼族、贵族与平民在经济利益上的分隔与界限。但另一方面，墨子抹去人我之别，把人与人的关系设想成包括在经济利益上的无差别无对立的境界，又使他的“兼爱”学说蒙上了一层具平民性的空想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