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锁的房间

1914年秋天，父亲开着车带我们去湖畔小屋过周末，在征兵和战争毁了我们的生活之前，*后一次家庭出行。那一段路很难走，父亲又有些心不在焉，汽车突然偏了出去，停了一下，便冲下悬崖，掉进了大海。那一偏，将我甩了出来；但是父亲、母亲还有弟弟，全都随着车飞了下去，然后没入了那片火海。
之后，我在医院度过了秋天，承受着伤口留下的疤痕和一阵阵疼痛。但是，比伤疤更糟糕的是，恢复意识之后，我便深深陷入内疚之中——我独自活了下来，像犯了罪一般，痛苦不堪；*重要的是，我知道，我才是这场意外的罪魁祸首，正因为知道，所以才更觉得钻心蚀骨。是我分散了父亲的注意力，是我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与弟弟吵得热火朝天。是我害死了他们，还要独自活着承受愧疚。
带着这样的记忆不可能活下去，但是又忘不掉。之后几周，白天的时间，我都会试着将这件事埋在稚嫩的大脑深处；但是一到夜晚，这个噩梦便开始缠着我，一缠就是好些年，我总能想起汽车冲下悬崖的声音和画面。
所以，将过去一股脑儿全塞进满满当当的橱柜，比分拣要拿来展示的记忆和要隐藏的记忆容易很多。因为我精神强大，意志坚定，所以这扇门才能一直紧闭，我甚至想忘记它的存在。直到后来，船从孟买港起航，一路驶往加利福尼亚，船头像楔子一样，撬着橱柜的门边。
以前，父亲每天都会来图书室。他在那张被遮起来的桌子前落座，从珐琅盒里取出雪茄，用放在桌子上的工具剪开，坐到壁炉前的另一把椅子上读报纸。如今，椅子蒙上了帆布，壁炉也冰凉空洞。父亲是个和蔼的人，应该允许我自由出入，所以我当时应该总是进进出出，带着问题，带着自然历史的标本，带着小发现、小抱怨、小建议。但这一画面，究竟是从过往经验拼凑成的，还是假设推理，添了现实骨血的臆测？
无从得知。但我能感觉到，很久以前，他在这里，我也在。这一刻，知足了。我心不在焉地把歪着的画正了正，将几本错位的书本码齐，然后出了图书室，朝楼上走去。
没看到福尔摩斯人影，但我听到天花板上有动静，他去了阁楼。我站在父母的卧室门前，小心翼翼地观望着，不确定自己是否准备好了，面对这对夫妻的卧室中可能浮现的亲密行为。然而，这个房间并没什么隐私的感觉，至少现在没有。福尔摩斯已经把窗帘拉开了，午后的阳光从朝南的窗户轻泻下来。窗户上的菱形玻璃在盖着梳妆台的白布上投下了一道彩虹，他经过时带起的灰尘仍然散在阳光里，彩虹变得朦朦胧胧的。地板上还有福尔摩斯留下的脚印，进来的，出去的，从脚印来看，他在屋子各个角落搜寻过可疑的迹象。左手边的飘窗上有两把白色藤椅，摆在一张高桌两侧，桌子很小，只容得下茶具托盘。我眼前又浮现出一副生动画面：大清早，阳光灿烂，房子的男女主人喝着咖啡。我再次困惑，这究竟是记忆还是幻想？
我走到梳妆台前边，小心地掀起防尘布，桌上的发梳、脂粉和水晶香水瓶重见天日。我的手停在香水瓶的玻璃瓶塞上方，犹豫不决：香味儿可能会唤起记忆。这种想法赋予了我强大的力量，催促我动手；而我又有些畏缩，怕自己承受不起打开盖子的后果。或是无力承受，或是一无所有，两种结果，谁都不比谁容易接受。于是我的手转向了旁边的红色长形漆盒。掀开盒盖，里边有很多发卡和帽针，还有一根精雕细琢的象牙筷子，母亲常用来梳通松散的头发。它很漂亮。我轻抚了一下筷子上磨损的雕刻，便扣上盒盖，收回了手。
或许明天吧，我再打开母亲的香水瓶，也或许后天。
我不再碰那个瓶子，将手探向一张照片。梳妆台上放了六幅照片，所有的相框都有些生锈，正面朝下，扣在桌子的亚麻布上。我拿起*大的一幅，是我和弟弟，照片中的利瓦依可能才一周岁，刚开始蹒跚学步，我六岁左右。但照片与平时照相馆的布景不同，没有满头卷发的孩子，身后没有漆过的玫瑰凉亭，也没骑无精打采的设得兰矮马；而是穿着精致的中式服装，高立领，水滑丝锻，前襟的盘扣错综复杂。我和弟弟站在一个储藏柜前边，雕工繁复，但没有侧重，弟弟看上去一脸不解，而我则欣然接受，表情明亮。我明白了母亲为什么将这张照片摆到梳妆台上。
手指蹭着发黑的相框，很熟悉的感觉。慢慢地，我想起家里的抽屉里有个一模一样的（也是扣着的），埋在一堆没用的纸下边。我虽不常看，但不曾忘记。只不过，我那个相框中放了一张全家福，不仅仅是两个孩子的照片。我一边继续研究母亲梳妆台上照片的位置，一边猜测，我的那张是不是曾经也在桌子上摆过。我甚至知道它原来的位置，桌子右边留有很大的空隙，就是那里吧。1915年，我乘船前往英国。不知是谁，在帮我打点行装和财物时来过这里，带走了母亲桌子上这幅承载着家庭记忆的照片，让它陪伴我的旅途。
我将照片重新摆到桌布上，顺便把其他照片依次扶正。**张照片的背景是一片卵石遍布的沙滩，很像英国，沙滩上铺了一张旅行毯，我看到父亲全身舒展着躺在上边，戴着眼镜，眯着眼睛，臂弯里藏着一个金发宝宝，也在酣睡；旁边那张是弟弟小时候的照片，黑色的头发，小脸被母亲衣袖上的花边环绕着，母亲脸上的表情看起来高深莫测；我在湖边，手里拿着小铲，半身的泥巴，一脸的倔强。两个陌生人出现在照片里，与我似乎没什么联系，这让我觉得很意外。
尽管我知道他们是谁：刚才在楼下厨房里和厨房门外边，他们的残影与我打过照面了。是马氏和迈卡，是兄妹俩吧？或者，我又细细打量了一下这两张略宽的外国脸孔，是夫妻吧？如果说雇佣他们都让我觉得有悖常理，那母亲把他们的照片和家人的照片摆在一起，我又做何感想？
我在软和的梳妆凳上坐下来，手里拿着这两名中年华人的小照片，眼睛徘徊于它和我们姐弟俩的唐装照之间。两张照片的边缘都能看到雕花储藏柜，看来是在同一个房间里拍的。
过了一会儿，我站起来，将剩下的照片翻过来。**张是一个金色卷发的小姑娘，五岁左右，坐在一张大木椅上，腿上摊了一本书，正歪着头专心致志地翻看。年轻学者的肖像：玛丽.罗素小姐读书照。*后，我看到了苏塞克斯的房子，就像在人群中望见一张熟悉的面孔。这是我们在英国时的度假别墅。家人过世以后，我坚持要回到那里，回到曾经幸福生活过的地方。
然而，回到那里，我并没有找回快乐，而是多了一位阿姨。但我坚定地认为那里就是我的避难所。到了法定年龄之后，我便将所谓的监护人请出了别墅，将别墅还原成当初的样子，我的避难所应有的样子。显然，母亲也很珍惜当初在苏塞克斯度过的夏日时光。
我的幻想被什么动静打断了。一抬头，镜中浮出一个身影，我一惊，手中的照片险些掉到地上，本以为又是记忆中的人，结果证明是福尔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