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礼制变迁及其现代价值研究(西北卷)

　　《中国礼制变迁及其现代价值研究（西北卷）》：　　两晋南朝迎气祭祀礼考　　张鹤泉　　两晋南朝时期，当时国家实行的重要礼仪有迎气祭祀礼。实际上，迎气祭祀礼是由东汉开始制定和实行的，以此使祭祀五帝的礼仪与“顺时令”治国措施结合在一起。而在两晋南朝时期，“顺时令”治国的理念对国家施政还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当时国家也就需要通过祭祀礼仪方式来体现对这一治国理念的重视。然而，在这一时期，迎气祭祀礼的实行情况却不尽相同。可以说，迎气祭祀礼在两晋南朝实行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既有实行的朝代，也有中止实行的朝代。然而，前人对这一时期迎气祭祀礼实行的复杂性及其特点，尚没有引起过多的注意，因而，也就没有做深入的探讨，所以，本文拟对两晋南朝时期迎气祭祀礼的实行情况做一些考察，希望对认识这一礼仪的特点和影响有所裨益。　　一、迎气祭祀礼的实行、中止与恢复　　考察两晋南朝迎气祭祀礼的实行，需要提及这一祭祀礼的制定。应该说，迎气祭祀礼并不是晋代才制定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可以说，迎气祭祀礼的制定与较早出现的迎气活动有很大的关系。《通典》卷四六《礼六》：“周制，四坎坛祭四方，以血祭祭五岳，以埋沈祭山林山泽。一岁凡四祭：一者谓迎气时，二者郊天时，三者大雩时，四者大蜡时，皆因以祭之。”据此记载，显然周代已经开始出现迎气祭祀。然而，《通典》的记载，只是后人的追记，因此，是不可信据的。实际上，只有《礼记》中收录的《月令》，才能透露出周代的迎气活动的一些信息。因为《月令》篇是整理残存的周代颁朔规定而成篇的，所以，其中记录了不同时节应该从事的施政和生产活动，并且，还将这些不同时节要求从事的事务与迎气活动结合在一起。所以，在《月令》中，就有“迎春于东郊”、“迎夏于南郊”、“迎秋于西郊”、“迎冬于北郊”的记载。也就是说，至战国时期，国家实行的迎气仪式已经比较完备。可是，这种活动并没有与对神祗的祭祀相结合，因此，这一时期的迎气只是国家按时节布政的象征性活动。然而，《月令》中所记录的这种迎气活动却对后世有较大的影响。至东汉时期，汉明帝开始将迎气与祭祀活动相结合。正如《后汉书》卷二《明帝纪》所言：“（永平二年）始迎气于五郊。”而且，东汉还为迎气祭祀礼规定了完整的礼仪。《续汉书·祭祀志中》：“迎时气，五郊之兆。自永平中，以《礼谶》及《月令》有五郊迎气服色，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雒阳四方……立春之日，迎春于东郊，祭青帝句芒。车旗服饰皆青。歌《青阳》，八佾舞《云翘》之舞……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车旗服饰皆赤。歌《朱明》，八佾舞《云翘》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黄灵于中兆，祭黄帝后土。车旗服饰皆黄。歌《朱明》，八佾舞《云翘》、《育命》之舞……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祭白帝蓐收。车旗服饰皆白。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黑帝玄冥。车旗服饰皆黑。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据此可见，东汉实行的迎气祭祀礼对迎气祭祀举行的时间、祭祀的神祗、穿着的祭服和采用的乐舞都做了明确的规定。可是，东汉迎气祭祀礼的制定，却是以《月令》对迎气的阐释为依据的，因此，可以说，东汉的迎气祭祀礼的制定，明显受到周代迎气活动的影响。尤其是，东汉时期，国家使“顺时令”成为施政的总纲①。因此，东汉迎气祭祀礼也就成为这一施政理念的象征，因而，也就使这种礼仪能够长期的保留下来。实际上，西晋南朝时期所实行的迎气祭祀礼，正是对东汉的这一祭祀礼的沿袭。　　当然，在两晋南朝时期，所实行的迎气祭祀礼，并不是原封不动地承袭东汉的礼仪规定。因为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条件和宗教神祗观念都与东汉有不同之处，所以，也就使这一祭礼的实行出现不连贯性与变动性。《宋书》卷一六《礼志三》：“汉明帝据《月令》有五郊迎气服色之礼，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洛阳，祭其帝与神，车服各顺方色。魏、晋依之。江左以来，未遑修建。”这一记载说明两点：一是东汉制定和实行的迎气祭祀礼，在曹魏、西晋，仍然继续沿续实行；二是至东晋时，迎气祭祀礼的实行开始中断。因此能够明确，在这一历史时期，迎气祭祀礼既有实行的朝代，也有中断实行的朝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