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洁的精神:文化名家谈历史

《清洁的精神/名人与生活文丛》：
　　《新唐书》的选举志，一开始就提及“唐制取士之科多由隋旧”。其中一个*重要的程序，则是“学者皆怀牒自列于卅I县”，也就是不用荐举，全面公开的考试制度业已发端，兹后历经宋元明清直到本世纪的1905年才停止。
　　因为如此，隋朝的铨叙也开始由中枢总揽。炀帝时修律令的牛弘与刘炫对谈，曾提出下面一段：“往者州唯置纲纪，郡置守丞，县置令而已，其余具僚，长官自辟。受诏赴任，每州不过数十。今则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
　　这样的人事制度固然使官僚的成分更平民化，但是也使国家的中层组织更为空洞。因为上下之间没有权力与义务互为牵制，由皇帝直接统御全民的趋势也愈为明显。隋朝创业之主文帝以北周的根柢起家，吞并北齐之后才席卷南朝。也是由地形均一、人文因素简单的地区拓展到人文繁复的地区。他灭陈之后制定五百家为乡，百家为里，正在以他间架性的组织推行于江南，即受到巨家大室的全面反抗。这叛乱既被削平，他的统治愈要加紧，此后他的处心设计，无一不以保持统一的帝国为前提。于是又15年。而在此原始的农业的社会里，达到其目的捷径不是在中层增加其结构的繁复，而是保持下端的均衡。隋文帝杨坚于594年令各府州县各给公廨田，做官的不得治生与人争利。595年收天下兵器，以后敢有私造者坐之。596年制工商者不得进仕。598年诏禁民间大船，凡船三丈以上悉入官。都是从保持农村社会的单纯划一着眼。他的提倡佛教，也并不是出于信仰上的虔诚，而是以统一思想为宗旨。其大量裁减国子学，废州县学，也是因为儒学之道，不外“识父子君臣之义，知尊卑长幼之序”，高级人员则需要“德为代范，才任国用”，所以也不必大量储备。他自己布衣粗食，也无非与低级标准看齐。
　　这以上种种设施，也与当时税收政策吻合。隋唐继承前朝的“租庸调”制，其重点在国家财政迁就于简单的农村经济，与均田并行，原则上避免纳税人贫富的差别，以极低的税率全面征收，才发生广泛的效果。虽如此，仍有技术上的困难。《隋书·食货志》提及北齐定一夫一妇纳税额为一“床”，独身者缴“半床”，如是“阳翟一郡，户至数万，籍多无妻”。只因为皇权凝聚于上，纳税的义务则遍及于匹夫匹妇，当中缺乏各种有权力能裁判折衷调整或甚至带服务性质的机构，于是制度能否遂行，全靠皇帝自己出面，向下加压力。文帝杨坚的晚年，就尽瘴于此事。他又嫉视属下官吏贪赃，以现今美国所谓ABSCAM的办法，密派人向官僚纳贿。凡受者必死。他又自己在朝堂讯问臣下，召对不如意，立时诛杀之。所以《隋书》说他“天性沉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不达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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