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夕谛观:郑文公碑

　　概述　　書壇有「南王北鄭」的稱呼。「南王」指王羲之、王獻之父子，「北鄭」指北魏的鄭道昭，即傳　　世鄭文公碑的書手。　　鄭文公碑，全稱魏故中書令秘書監使持節督兖州諸軍事安東將軍兖州刺史南陽文公鄭君之碑，又名鄭羲碑，刻於北魏宣武帝五一一年（永平四年）。係摩崖石刻，共有内容相同的上、下兩碑。上碑在山東平度縣天柱山，下碑在掖縣雲峰山。下碑比上碑書寫略晚，字亦較大，剥泐較少，因而比上碑更為著名。此碑是為了傳述其父鄭羲的功德而刻於摩崖之上。　　鄭昭道，生年不詳，卒於五一五年，字僖伯，自稱中岳先生，滎陽（今屬河南省）人，官至國子祭酒、光州刺史，後任秘書監，謚文恭。鄭道昭所處的年代政治混亂、朝代更替，然而却也是一個文化興盛的年代，被史學家稱之為「春秋戰國以來的第二個文藝興盛期」。鄭道昭是一位多産的書法家，他在名山大川留下了《遊槃之山題字》《鄭文公碑》《石室銘》《白駒谷題名》等四十餘種碑刻作品，其中《白駒谷題名》被當代書法理論家譽為一千五百年前中國榜書之*，而《鄭文公碑》則被稱為「隸楷之極」，鄭道昭亦被尊為「北方書聖」「一代文宗」。他出身於名門望族，生長在南北分立的動亂時代以及民族大遷移與大融合的獨特歷史時期。就書法而言，此一時期呈現出南北書派的不同特點，北朝以楷書為主體，出現不同民族字體雜糅、繁簡互參的現象，書風多粗獷豪放之氣；而南方以二王行書體系為主，書風柔美婉麗。　　通觀全碑，氣象淵穆雍雍，筆勢開張洞達，書風疏宕沉雄而極為清麗。用筆雄强，鋒芒内斂，多圓筆中鋒，綫條筆畫雖然粗細變化少，但承起轉折處明晰可見，含有篆味，顯得骨固筋强，更為凝練，在筆跡中常顯出有力的詰屈和抖動，使筆畫分外堅韌。整體而言，在此碑中我們略可感受到一種「矛盾性」：用筆有方、有圓，既有以側得妍，又有以正取勢，既有篆勢，又有分韻，甚至有草情。細細把玩，《鄭文公碑》的審美趣味有一種「澀澀」的味道。與同期的《石門銘》《瘞鶴銘》的飄灑仙骨相比，《鄭文公碑》略顯局促，與龍門造像諸品的野性奇肆相較，又顯得循規蹈矩，但與顔筋柳骨相比，又是規範不足，樸拙有餘。有學者將此碑喻為魏碑中的「唐楷」，是恰當的。《鄭文公碑》無疑是一個由隸入楷過渡時期的産物，開啟了書法的用筆理性性格與尚法意識。　　因而，把握《鄭文公碑》的矛盾性格是臨寫此碑的關鍵所在。矛盾性格衍生出此碑的兩面性：一方面是大起大落的運筆結體，氣魄宏大的章法布局，呈現出粗獷與豪放的北朝書風的典型特點；另一方面是出方入圓的筆勢，端莊嚴謹的筆法，遒勁秀美的提按，又呈現出南朝書法的雋秀之風。這種兩面性正是南北書風交融的産物，從筆勢而言，在於「方」與「圓」的辯證運用，隸書是方，篆書是圓，楷書是方圓并舉，而作為過渡字體的「魏書」是出方入圓，剛柔相濟。其技法難點在於對「方圓筆」的把握之上，方用頓筆，圓用提筆。因而臨寫此碑，須同時具備篆與隸的基礎，建立在對於圓筆中鋒與方筆側鋒的嫺熟運用之上，否則將不得門徑。於是要臨好此碑的重中之重在於「掌握火候」，此碑端莊嚴謹中略帶逸氣與粗獷，過於嚴謹則淪為唐楷，過於粗獷則淪為魏碑，過於飄逸則淪為摩崖。要做到恰到好處，須注重碑帖的筆墨性格。任何碑帖，有如一個人，都有其特定的脾氣性格，對於這種「碑性」的理解與認識其實就是臨寫的要旨。　　在中國書法藝術史上，「魏書」作為漢隸向唐楷轉化過渡時期的字體，具有承前啟後的重要作用。「魏書」促成了古野拙獷的分隸向精勁凝煉的楷書轉型，但與魏碑的遭遇類似，唐以來揚帖抑碑、獨尊二王的習風使得「魏書」沉寂山林數百年，直至清代乾嘉碑學興起，漸為書壇所推崇。康有為《廣藝舟雙楫》列其為「神品」**，《鄭文公碑》遂成為晚清民國書家的主要取法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