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拉宫的午夜-现代伊斯坦布尔的诞生

我**次看见佩拉宫差不多是二十年前。在那个年代，你必须3有相当具体的理由才能走进伊斯坦布尔的这片区域，比如，台灯需要换新的电线，或者你要拜会某个变性的娼妓。这家古老的酒店方正敦实，通体都是绿色的大理石贴面，尽管世纪华彩消退大半，但与周围20世纪七八十年代老旧的多层建筑相比，仍然十分显眼。走进佩拉宫的东方酒吧，我没遇见什么客人，红色的丝绒座椅大多空着，我停下来，点了一杯鸡尾酒和一碗不太新鲜的烤鹰嘴豆（leblebi），酒保似乎感到很意外。
世事难料。1892年，佩拉宫刚刚开业，服务的客人都是乘坐东方快车抵达奥斯曼帝国的名流显贵，几十年后，这家酒店却成了异乡人*平常的落脚之地。佩拉宫的电梯有着铸铁框架、木质轿厢，是（继埃菲尔铁塔之后）在欧洲安装的第二部电梯，像鸟笼一般在酒店的大理石阶梯中间上下穿行；餐厅完全是巴洛克风格，休息室就在隔壁，顶部是高耸的玻璃天篷，室内镶嵌着人造大理石，装点着金丝银线细工精制的纱屏。这栋雄伟的建筑坐落在伊斯坦布尔时尚的佩拉区。19世纪，佩拉大街早已声名远播，沿着这条街道漫步，你会经过许多世界强国的大使馆。美国大使馆、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与合法妓院就位于佩拉宫附近的同一条街巷，英国人、俄国人和德国人款待政府官员常去的鎏金的餐馆和昏暗的俱乐部也距离酒店不远。
佩拉宫如同西方在东方耳边*后的低语，是全球*伟大的伊斯兰帝国建成的*雄伟的西式酒店。佩拉宫当初和伊斯坦布尔一样，都是向往苏丹、闺房和托钵僧的欧洲旅人踏进东方世界时停靠的**个港湾，只是经过二十余载的风雨洗礼，这家酒店早已不复往昔。
国内革命推翻了苏丹长期的封建统治，拉开了十多年政局变迁和暴力冲突的帷幕。**次世界大战结束，奥斯曼帝国军事战败，外国占领紧随而至。1923年，土耳其人发起了意义深远的政治自立运动，翻开了现代历史的新篇章，他们决意挣脱土耳其民族的过去，放弃以伊斯兰教为主、多宗教并存的奥斯曼帝国，建立世俗化、同质化的土耳其共和国。土耳其的新领导人把首都向东迁移二百英里，迁到多风的丘陵城市安卡拉，挥别了故都陈腐的记忆。
年轻记者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见证了土耳其新时代的开始。1922年深秋，他登载于《多伦多每日星报》（Toronto Daily Star）的文章这样写道：“我在电影里看见的伊斯坦布尔纯洁闪亮，难以琢磨。”海明威乘坐火车从巴尔干半岛出发，沿途经过砖红的拜占庭岸墙，绕过水中嬉闹的孩童，驶入小清真寺和矮木屋密集的地区，积满灰尘的穹顶和饱经海风侵蚀的墙板几乎触手可及。他看见乡间赶路的农夫穿着鲜艳的衣衫，蹒跚地跟在全身污泥、刚毛直立的水牛之后；他看见使馆门外的移民披裹着露水打湿的大衣，排着长队默默等待；他看见退役军官身着磨损的制服，昂首阔步地走在街上；他还透过望远镜仔细观察了救援船上的难民家庭，由于空间所限他们只能蜷缩在紧靠轮船围栏的方寸之地，旁边就是喷吐蒸汽的高温管道。海明威发现，白色掩盖了一切肮脏，人们心如死灰，就像爱人被推进手术室那般绝望。
面纱与闺房、费兹帽与大礼服逐渐消失，苏丹和哈里发制度——象征伊斯兰教神旨的特定体制——不久也寿终正寝。土耳其不再沿用麦加历法，改为巴黎和纽约的计时方式。部长和将军们陆续迁往安卡拉，外国大使馆也跟着搬走了。伊斯坦布尔人去楼空，顾影自怜。土耳其知识分子形容，伊斯坦布尔整座城市都弥漫着挥之不去的呼愁（hüzün），摇摇欲坠的城墙岸壁、落没将倾的华厦宅邸、风蚀雨浸的滨海别墅无一不流露出这股心似掏空的愁思。
然而，两次世界大战间隙，土耳其人的彷徨无措却也隐含着一些意料之外的机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土耳其人学会了用逃避（keyif）来消解内心的呼愁，他们用歌唱掩饰泪水，用欢笑回应恐惧，另一个不同面貌的伊斯坦布尔渐渐苏醒。牛车、电车和汽车在同一条道路上通行，民族分子集会的地方也能看到密谋世界革命的社会主义特工的身影。小巷深处传出的新音乐既有油滑大胆的交响爵士，又有双目失明的亚美尼亚琴手拨弄琉特琴的断续弦音，还有黎凡特黑社会的悲伤情歌。你可以到俄裔美籍黑人经营的马克西姆俱乐部（Maxim club）喝杯小酒，也可以去花园酒吧（Garden Bar）随着棕榈滩七人组（Palm Beach Seven）演奏的乐曲成宿跳舞。
宣礼塔和托钵僧依然存在，可伊斯坦布尔变成了新式的伊斯兰城市。这个城市就像一座小岛，不仅能接纳流浪汉，还向奋斗者张开怀抱。它曾经是繁盛一时的帝国古都，如今却梦想成为单一民族国家的城池。它既想保留穆斯林传统，又要实现现代化。岁月无情，人世流转，如果你看过佩拉大街的冬日残阳，遇见过街头巷尾的乞丐骗子，那么你就会憧憬另一个不同的国家，向往另一种不同的生活，这正是我们凭意志、顺形势想要改变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