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光狂想曲

这是我听来的故事。阿尔杰·希斯出狱后，很难找到工作。他毕业于哈佛法学院，为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做过书记员，协助制定过联合国宪章，尽管如此，后来他还是被人指控作伪证，不仅因此获罪，还成了“臭名昭著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走狗”。他出版过一本回忆录，然而内容无趣，没有人想读。妻子离开了他，他破了产，穷困潦倒。*后，仅剩的几个朋友中的一个可怜他，拉了他一把。纽约一家生产和销售钢琴丝发夹的公司聘用了希斯，公司的名字是“羽毛梳”，初入市场时生意很好，后来遇到实力更强的竞争对手，对方抄袭盗用了羽毛梳公司的设计和商标，拉低了产品的售价。销量下滑，人事支出吃紧，为了给新来报到的希斯腾位置，还必须解雇一名公司的老员工。 1957 年5 月25 日的《纽约每日新闻》提到过我外公被捕的原因，一位报上没有指出名姓的同事说他“性格安静”。在羽毛梳公司的其他推销员眼中，沉默寡言的外公和他挂在衣帽架上的那顶洪堡帽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在销售部，他工作*努力，业绩却*差。午休时，他喜欢拿着一块三明治，阅读*新的《天空和望远镜》杂志或者《航空周刊》。据说，他开一辆克 罗斯利汽车，妻子出生在外国，还有个十几岁的女儿，一家人住在卑尔根县*偏僻的地区。被捕之前，我外公只给同事们留下过两次深刻印象。一次是1956 年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的第五场比赛期间，办公室的收音机坏了，外公从电话交换机里拆下一根真空管，修好了收音机；还有一次，公司的一位文案说，他在米尔伯恩的造纸厂剧院遇到了我外公，还看见了他的外国妻子，令人称奇的是，她竟然在《玫瑰纹身》里饰演塞拉菲娜。除此以外，大家对我外公知之甚少，这可能也正是他本人的打算。人们早就放弃了和他搭话。众所周知，他笑的时候从不出声，至多含蓄地微微一笑。他的政治倾向—如果他有政治倾向的话—对羽毛梳公司全体同仁而言始终是难解的谜题。所以公司认为，解雇我外公是不会导致其他员工不满、打击他们工作积极性的*佳选择。 24 日上午九点过后不久，羽毛梳公司的总裁听到办公室外面传来吵嚷声，平时有个反应机敏的女孩在总裁办公室门口办公，充当秘书，主要职责是应付债主和税务检查员。只听一个男人在急切地说着什么，而且越来越激动，*后发起火来。总裁办公桌上的内线对讲机反复鸣响，他还听见玻璃破碎的声音，很像电话铃声响起后，有人拿起听筒，随即用力扣下发出的动静。总裁还没来得及站起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我外公就闯了进来，他挥舞着一只黑色的电话听筒（那个时代的电话听筒相当笨重，堪称钝器），听筒上拖着一截三英尺长的扯断的电话线。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为了赚足在德雷克塞尔理工学院就读四年的学费，我外公除了跑到台球室赌球，还为沃纳梅克百货公司搬运钢琴，因此练就一副魁梧的身板，肩膀几乎与过道等宽。他每天都抹发蜡，蜷曲的头发堆在头顶，微微颤动，他的脸很红，看上去就像晒伤了一般。 “我**次见到这么生气的人，”一名目击者告诉《纽约每日新闻》的记者，“你甚至能嗅出他气得冒烟的味道。” 羽毛梳公司总裁惊讶地发现，他刚刚批准解雇的人是个疯子。 “这是怎么回事？”他问。 我外公不屑于回答这种毫无意义的问题，他的抗议已经说明了一切。他认为，人们提出的大部分问题只能阻碍你的行动、分散你的精力和注意力，所以无论就身体还是情感而言，他都喜欢少说多做。于是他握住电话线被扯断的那头，在左手上缠了两圈。 总裁想站起来，但桌洞别住了他的腿，转椅从他身下滑出，翻倒在地，四只脚轮在半空中哗哗作响。总裁放声大叫，调子浑厚圆润，不乏真假音的转换，好似约德尔山歌，他拧着身子爬向俯瞰东五十七街的窗台，刚来得及扫一眼楼下聚集的路人，我外公就朝他扑了过去。 我外公扯起电话线的两头，勒住总裁的喉咙，他的愤怒如同火箭，朝天空蹿升了大约两分钟后便耗尽了燃料，坠向地面，但两分钟已经足够，二战期间，他曾受训学习使用勒杀绳，知道如何迅速令目标窒息。 “噢，我的上帝，”总裁秘书曼格尔小姐说。她来迟了一步。 当我外公火冒三丈地闯入曼格尔小姐的办公室时，她的反应果然名不虚传。曼格尔小姐后来回忆说，我外公当时身上仿佛有一股“烧木头冒烟的味道”。在我外公把对讲机夺走之前，她设法按了两次桌上的对讲机按钮，我外公拿起对讲机，从底座上扯下听筒。 “你会付出代价的。”曼格尔小姐说。 三十二年后，我外公讲起这个故事，对曼格尔小姐的勇气大加赞赏，然而那时他愤怒的火箭恰好爬升到半途，尚未抵达抛物线轨迹的*高点，所以他认为她的话是挑衅。他把对讲机的底座扔到曼格尔小姐办公室的窗外，总裁听到的玻璃破碎的声音就是底座穿透玻璃时的脆响。 听到街上传来愤怒的喊叫，曼格尔小姐走到窗口察看，发现一个穿灰西装的男人坐在人行道上抬头看，恰好瞥见了她。男人戴着圆形眼镜，左边镜片上有血，他竟然在笑，路人纷纷停下施以援手，门卫郑重其事地说要打电话报警，就在这时，曼格尔小姐听到老板的尖叫，她立刻转身跑进他的办公室。 乍一看，办公室里似乎空无一人，然后她听到鞋子踢在油毡地板上的声音，啪嗒，啪嗒。我外公的后脑勺突然从办公桌后方冒出来，接着便再次隐没。勇敢的曼格尔小姐绕到桌子后面，看到老板四肢摊开，面朝下趴在光亮的地板上，我外公跨坐在他的背上，俯身向前，用电话线充当勒杀绳，勒住了总裁的脖子。总裁竭力挣扎，想要来个侧滚翻，摆脱钳制，然而他的科尔多瓦高级皮鞋的鞋尖只能徒劳地踢打着油毡地面，发出无奈的啪嗒声。 曼格尔小姐从总裁办公桌上拿起一把拆信刀，刺进我外公的左肩。多年以后，这一举动也同样获得了外公的赞赏。 虽然拆信刀的刀尖只刺进皮肉半英寸左右，却意外地阻断了我外公的怒火，他不由自主地哼了一声。“我好像一下子从睡梦中惊醒过来。”在他生命的*后一个星期，**次对我讲述这部分故事时，外公这样说。他解开缠绕在总裁颈部的电话线，把它从自己左手的勒痕中剥离出来，勒痕深深地陷进了手上的皮肉。对讲机听筒掉到了地板上，他两脚跨在总裁的身体两侧，缓缓站起，向后退开。总裁打了个滚，仰面朝天坐了起来，向后滑进两只文件柜中间的空档里，大口倒着气。刚才被我外公扑倒，脸砸到地上时，他嗑到了下嘴唇，牙齿被血染成了粉红色。 我外公转头看着曼格尔小姐，拔出拆信刀，把它放回总裁的办公桌上，他脸上的愤怒消失之后，悔恨如海水般涌出眼底，两条胳膊也无力地垂在身侧。 “原谅我。”他对曼格尔小姐和总裁说。我猜他这句话同时也是对我母亲和我外婆说的，尽管我母亲当时才十四岁，而外婆可能像外公一样做过不少错事，应该受到责备。获得原谅的可能性当然很小，而且，从我外公的语气听来，他似乎也不指望、甚至不希望得到谅解。 外公的生命行将结束时，为了抵抗骨癌带来的疼痛，医生给他开了强效氢吗啡酮。就在他受罪的同时，很多德国人正忙着在柏林墙上敲洞。氢吗啡酮的兴奋作用和前去与他道别的我打破了外公少言寡语的习惯，他给我讲了许多往事，总结了自己一生的际遇：命途多舛、祸福参半，有时得到外部时机与自身勇气的助力，有时却因此一败涂地。近两周来，他被安置在我母亲家的客房里，我抵达奥克兰时，他每天的氢吗啡酮摄入剂量已经接近20毫克。我一在他床边的椅子上坐下来，他就开始滔滔不绝，似乎一直都在期待我的到来，不过，现在想来，我觉得那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外公对往事的追忆不会遵循既定的顺序，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但下面这件事来自他*早的记忆，可以说是一切的起始。 “我告诉过你没有，”他说，因为止疼药的作用而显得懒洋洋的，“有一次，我把一只小猫扔到窗外去了？” 并不是说外公只会在药物的作用下对我回忆往事，以前他也告诉过我不少，但那时我还没有听他讲起袭击羽毛梳公司总裁的经过，所以无法向他指出，我认为他从小就有生气时往窗外扔东西的习惯。然而，到后来，他告诉我曼格尔小姐、对讲机和捷克外交官的故事之后，我还是决定把这条自作聪明的评论藏在心里。 “猫死了吗？”我问他。 当时我正在吃他的树莓吉露果冻，除了一两勺我母亲为他熬制的鸡汤，没有什么能引起外公的食欲，鸡汤是按照我已故的外婆—生在法国、长在法国—的方子熬的，为了提鲜，要往汤里加柠檬汁。外公对吉露果冻的兴趣也不大，家里的存货不少，我可以尽情享用。 “那是三楼窗户，”外公说，又补充道，“在费城。”他的家乡费城以坚硬的人行道闻名。 “你那时候几岁？” “三四岁吧。” “上帝，你为什么要那样做？” 他吐了吐舌头，一下，两下—每隔几分钟他都会做这个动作，仿佛在以滑稽的方式对你告诉他的事情发表评论，但其实这只是药物的副作用。他的舌面苍白，舌苔好似麂皮绒，我小的时候，他给我展示过用舌尖舔鼻尖的绝活，不过只有罕见的几次。我母亲家客房的窗外，旧金山东湾的天空是灰色的，就像环绕他黝黑面孔的毛发的颜色。我认为，为了让外公感觉舒适一些，我母亲尽到了作为女儿应尽的本分，并且坚持到了*后。 “因为好奇，”外公说，他又吐了一下舌头。 我说，听说好奇心可能也有害，对猫而言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