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十八年前的那场鹅毛大雪想出来了

《我把十八年前的那场鹅毛大雪想出来了/吕新作品系列》：
　　想起来像是在梦里一样，先是鸡在墙头上飞，狗在咬，驴在叫，接着又听见铁匠在狠狠地打铁，木匠在呼哧呼哧地拉锯子，胶皮轮子的马车从一家一家的门前哗啦哗啦地滚过，灰褐色的酱油色的麻雀嗖嗖地从树上房屋上栽下来。还有人在那个过程中不断地咳嗽，粗声喘气，有碗从手里滑落，摔成几瓣，又有针掉在地上，在那一闪而过的亮光中，有女人在屏声敛气地解裤带，慢慢地或者迅速地蹲下，小雨般的沙沙沙的声音是未婚姑娘们的声音，像滂沱大雨一样的声音，像倾盆大雨一样的声音，表明她是一个真正的彻头彻尾的表里如一的已婚妇女，一蹲下去，大雨如注，泥沙俱下，一泻千里……其实这样的说法或常识我也并没有亲眼见过，我也是听人们说的。等大部分的声音都逐渐平息下去以后，我听到了工作组毛组长的声音。毛组长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要是不解决，弄不清，其他的问题就都是白搭，就都没办法解决。人活着，就像活在黑夜里，无论干什么都不得要领，都是瞎捅一气，有时候甚至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说不清。工作组是干什么的？当然不是来吃干饭的，就是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是的，谁要是以为工作组是来吃闲饭的，吃白饭的，那他就大错特错了，那他就会犯大错误。
　　那时候，隐隐地听见有人在附近一带不知什么地方磕磕绊绊地拉二胡，拉得吱吱扭扭，根本不成个调子，好作用不起，却又起着副作用，让人牙根发酸。那时候，桃花和杏花漫天飞舞，如同红白两种颜色的雪片一样到处飘落，连毛组长的头上和身上也飘满了数不清的花瓣，他手下的那几个人就更不用说了，可以说，整个工作组都披上了盛装。空气是多么的芬芳啊，日子是多么的美好啊！在这样的情景里，我不禁有些冲动，想张开自己外面的嘴和里面的肺，狠狠地不顾一切地做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深呼吸，想吐故纳新，想脱胎换骨，想丢掉包袱，开动机器，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想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想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想我们一定要把根治淮河和黄河的事情办好，想我们一定要统一祖国！想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的党员，为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先在延安，后又去五台山，这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是一种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想人固有一死，有的轻如鸿毛，有的重于泰山，想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头不过风吹帽，头不过碗大个疤，早死早托生.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重新再来干革命……可是，看到毛组长手下的几个人都在盯着我，认真地注意着我的一举一动，我马上就决定取消这次不合时宜的深呼吸了。吃饭看家当，做事看时势，面对漫天芬芳灿烂的花瓣，我也只能像有些不胜酒力的人喝酒一样浅浅地尝一下，轻轻地舔一下了，没有办法。
　　毛组长像绣花一样将身上的花瓣一片一片地摘去，把自己抖落干净，仿佛一张照片一样站在两棵树之间。之后，他问我说，你们学校那个脸色苍白的人是谁。
　　那时候，我也正在打扫我身上的那些花瓣，有一片可能是带茸毛的花瓣掉进了领子里，怎么弄也弄不出来。毛组长手下的小刘看了我一会儿，忽然对我说：
　　“葛校长，你的样子像是在捉虱子。”
　　我说：“是么，那就当我是在捉虱子吧。”
　　随后，一边捉，我就一边告诉他们说，有一年的联欢会上，大家非要我表演一个节目，不上去表演就过不了那一关。大家用无比热烈的掌声给我施加压力，让我不自在，让我如坐针毡，形同热锅上的蚂蚁。掌声持续不断，一浪高过一浪，大家都快把手拍烂了，再不上去我就得要负责任了，就真的不像话了。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完全躲不过去了，我就只好上去了。我这人老实，厚道得像一条老棉裤，我是不表演则已，一表演就是两个，还不是一个节目。我表演的个节目是二胡独奏《送公粮》，第二个节目是现场表演捉虱子。
　　“给我们说说，你是怎么捉的？”小刘说。
　　“用手捉。”我说。
　　“我知道是用手捉。”小刘说，“你知道我问的不是这个意思，我是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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