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与六便士

有关查理斯·思特里克兰德的诉诸文字的东西已经不少了，如此来看，我也无须再费笔墨。一个画家的纪念碑是他的艺术成就。确实，我对他的了解比多数人要多得多。在我一开始遇到他的时候，当时，他还未成为一名画家，他在巴黎度过的穷困潦倒的那段时间里，我和他常常见面。然而，如若没有那可怕的战争给我进入塔希提岛的机会，我绝不可能把我的部分往事记录成书面的形式。就如公众所知晓的那样，在他生命的*后一个阶段，他是在塔希提岛度过的，在那里，我碰到了很多了解他的人。我了解到，以我这种身份，正好能把他一生中*鲜为人知的一段时光，照亮在人们的眼前。如若有人像我和思特里克兰德一样，与埃尔·格列柯亲密无间，为了能够读到这个人写下的回忆笔记，我们有什么东西不舍得放弃呢？
　　然而我并不想把这些作为自己的借口。我忘记了是哪个人在过去向我建议，为了让自己的内心平静下来，我们每天都得做两件我们本身所不乐意的事情。说出这句话的人显然是个聪慧之人，我始终遵从他的建议做事，因为每天上午我都得起床，每天到夜晚降临时，我要上床睡觉。然而，我这人本身具备苦行主义倾向，在此过程中经历的磨难，感受的辛苦，仅仅是为了让某个碰巧读到，我长期以来，每一周都主动让我的身体遭受一次更严厉的折磨。我一期不落地追看《泰晤士报》。这是相当有益于身心健康的锻炼，
　　因为我发现有如此多的书被写出来，有如此多的作者心怀希望地看着它们出版，但是等待着这些书的命运竟是如此惨淡。就算能够成功，那成功的时间也是极为短暂的，眨眼之间的事罢了。没有人能知道写作者用了多少心思和汗水去完成一本书这本书的人放松几小时，或者驱除他路途的劳顿。如若我能够借助书评做出判断的话，那么很多书是写作者历经千辛万苦完成的，他曾经为了它想得头痛欲裂，对于有些作者来说，甚至是付出了一辈子艰苦的劳作。我在这个事情中汲取的教训是：作家追求的回报应该是挥洒文字的快乐和传播思想的惬意，至于其他的客观事物，那就无所谓了，不用去在乎赞美或诋毁、失败或成功。
　　战争的到来也同样会更新人们的生活态度。青年人向我们过去不熟悉的神灵寻求帮助，我们的后辈将要朝哪个方向走，现在也可以看出端倪了。喧嚣的年青一代也注意到了自身的力量，早已经敲过门了。他们蜂拥而入，坐在我们原本的座位上，他们大呼小叫，空气中萦绕着吵闹声。有些为老不尊的长者搞笑地模仿年轻人的吵吵嚷嚷，想要证明属于他们的年代仍旧存在；他们像*富有活力的后生们那样振臂高喊，然而喊出来的口号是那样空洞；他们像可怜的荡妇，即使年龄已上了一个台阶，企图用画笔和脂粉，依靠叽叽喳喳不停喊叫，让青春幻影重现。智慧一点儿的就会表现出一副不卑不亢的优雅样子。他们无奈的微笑中带着略微宽容的嘲讽。这些人记得曾经他们将踌躇满志的前辈踩在脚底下，也是同样的大叫大嚷、出言不逊；他们还能预见这些高擎火把的勇敢人士眨眼之间就会把位置让出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句话可以被称为*后一句话。哪怕是新的《福音书》，到尼尼微城繁荣昌盛的时候不也已经变成旧的《福音书》。那些慷慨激昂的人自认为他们所说的话是前辈闻所未闻的，却不知道这类豪言壮语早就已经被说上了千遍万遍，甚至说话的腔调也是大同小异。钟摆来回游荡，往复循环，那个圆圈一直都在重新启动。
　　在某些时候，一个人已度过了他本人较为辉煌的阶段，迈进了一个他并不熟悉的新时代，这个时候，人们往往会注意到人类喜剧中*独特的景观。举例来说，如今，有哪个人会站出来说他还想得起乔治·克莱布【乔治·克莱布（1754—1832），英国诗人】呢？他曾经是个著名的诗人，在那个时期，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地称赞他是一个天才，这种现象在更为复杂的当今社会里是极为少见的。
　　他从亚历山大·蒲柏【亚历山大·蒲柏（1688—1744），英国诗人】派那里学会了写诗的技巧，用押韵双行体撰写了许多德育故事。之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闯入了人们的生活，诗人们纷纷吟诵新的诗歌。克莱布先生仍旧撰写他的偶体韵文的道德教化故事。我猜他必定了解过年青一代诗人的诗作，因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发出了较大的动静，而且我猜想他会觉得那些诗文写得过于低劣。当然，绝大多数实在是写得不好。然而济慈和华兹华斯的赞颂诗歌，柯勒律治的部分诗作，再加上雪莱的几首名诗，的确开辟了前人从未探索过的精神境界。克莱布先生已经是明日黄花，但他仍是孜孜不倦，写他的押韵诗歌。我同样也读过一些我们那个年代年轻人的诗歌，他们那些人里面，或许会有更加热情的济慈，抑或是更为简单的雪莱，而且已经发表了让世人难忘的诗章。我赞赏他们的优美辞藻——即使这么年轻，却也已经是才华横溢，免荒唐——我惊叹他们巧妙的文字运用，丰富的语言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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