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与疯狂-宗教精神病学经验.理性与建构

　　《神圣与疯狂：宗教精神病学经验、理性与建构》：　　（二）生活：自然与文化的冲突　　弗洛伊德坚定地相信，人根深蒂固地属于动物的王国。从人被造的角度说，弗洛伊德是对的；但是，也正如弗洛伊德所看到的，人这种动物与疯狂的黄蜂和卑鄙的鳄鱼这类动物不同。作为一种社会动物，人要活在世上光有祖先遗传下来的那点家底（本能）是不够的，还需要更多的东西，如习俗、制度、规则、禁忌、神话、宗教、艺术等。所以，弗洛伊德画出了人的三副面孔：本我、自我、超我。唉，这样一来麻烦就产生了！自然的“本我”和社会的“自我”与文化的“超我”这三种东西同生共在于人的身上，需要高超的智慧才能把它们整合为一个和谐的整体，而这对大多数人而言实在太难了。于是很多人也只好听凭神经症的折磨了。　　从分子生物学的理论看，人类和其他动物有一个共同的祖先，我们永远都是黑猩猩的表亲；从人类学的角度看，人又是一种文化产品，他通过用文化来装备自己，并且通过这些文化符号在“社会”这个空间展开自己的生活。按照阿尔弗雷德·舒茨的世俗个体主义现象学，人类拥有了制度、技术、语言等这些文化产品，不仅意味着人拥有了自我、世界、意义等这些重要的人性元素，也拥有了存在的快感与幸福。确实，我对这种观点无疑义：通过文化，人弥补了自己的先天不足；文化通过在自我和外部世界之间制造距离并对这种距离进行机构化：“它制造出了亲密感和信任感：对自己的信任、对外部世界的信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通过这种方式，人在面对大量的外部刺激、必须做决定的压力和内心的不信任感时，可以被‘减压’，由此就形成了一个人类所独有的自由空间。”③但是，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也许忘了，文化通过在“自然”和“社会”之间制造距离并使这种距离机构化而压抑和消泯了动物的天性。也正像加塞特和利科所表述的那样，成为文化、社会的存在者也同样意味着人的异化、虚假与心理冲突。在社会空间中，加塞特在《人与人们》中说：“我们习惯于伪装着去生活，但我们实际上并没有过我们真实的生活”，“集体性是一种没有人的人类，是没有精神的人类，是没有灵魂的人类和反人性化的人类”；或如利科所说，社会是人的“自由的极端否定、极端虚构、极端虚弱”，它开启了人的“自由的青春期”①。尽管加塞特和利科所描绘的这种人与社会的关系图像带有明显的“绝对个体主义”的意向，但是，如果抹去其“后现代”的情绪化因素，我们不得不佩服他们对人这种社会动物冲突性存在的深刻洞见。确实，从自然人转向文化人的过程，也就意味着人开始了本我、自我、超我间的无休止的纷争的历程；或者说，人在为自己添置了文化“装备”之日起，其心理冲突和精神分裂的历程就展开了。我们可以用“文化原罪”这个名词来概括人的这一在世之本。对此我们不妨稍作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