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空间

　　《漫空间》：　　通过各种手段来调整长度量纲，设计师就可以有选择性和有目的性地编组这些约束性信息，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完成对受众反应行为的控制，*终借此向他们传递其他的衍生信息。在这个过程中，与其说设计师们是在设计“空间”，不如说他们是在以空间边界为媒介来设计信息的传递模式。从古至今，从金字塔到上海的摩天楼，从圣母百花大教堂到大明宫含元殿，从马赛公寓到如今遍及中国的各种商品房，设计师们都是这样在自己与观众之间建立起共鸣。在这一点上，公元前21世纪的设计师与公元后21世纪的设计师并没有一丁点区别。　　将目光再投向更远的方向，越过古今设计9币群体在设计手段上的通用性，我们也能感受到在设计师背后，这种通用性的更深层原因在于，决定人为的空间创造活动是否发生的根本性供求关系，从古至今也没有发生大的改变。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所有涉及交换的活动都可以分出供给方和需求方。而且供给方与需求方的相互关系，即使不能决定交换物的属性，也会极大地影响它的*终表达。作为由人创造也供人使用的人居空间，自然也是一种供社会交换的物品。它的创造者是供给方，而它的使用者则构成需求方。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人居空间的供给方和需求方这两个大集合中所包含的子集是发生过几次明显变动的。其中*大的两次分别发生在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时期。农业革命完成了从完全自供自需的原始形态向部分由他人提供部分由自己提供的供需分离形态的转变。权力机关的形成以及城市空间功能的丰富化使得个人在独自完成对所有功能空间的构造上力不能及。类似于教堂寺院、露天广场、大竞技场、衙署政府这类的空间是无法由个人完成的，因此出现了一些专门应对此种任务的专业小团体和差役。但类似于居住和作坊的生活空间则还基本由个人独立提供。工业革命则彻底完成了对各型空间的供需分离工作。“开发商”成了工业革命后供方的绝对主角，原本从属于王权、教权或其他形式权力机关的设计方与建造方在工业革命后也都转而从属于开发商。个人在空间的供给侧所扮演的角色彻底消失了。无论是生产型的还是生活型的空间都统一由开发商予以提供，再经由交换市场传递给实际的使用人。自需自供在这一时期已经演变成了少数极特别的案例。　　就像所有其他的商品一样，供方的能量虽然表面上看似强大，但实际影响力却仍需屈从需方的，需求带动了供给，这是由资本寻求增长的本性决定的。而作为资本代表的供方，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违逆这种根本动因的。无论是农业革命后形成的权力机构，还是工业革命后形成的开发商，抛开表面形式的不同，在本质上它们都是“资本力量”的具体呈现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由皇帝下令调用民夫差役和国家税赋来建造斗兽场，还是由开发集团雇佣社会劳动力凭借银行借贷来新建大剧院，两者背后的供需关系本质上是一致的。在皇权时代，对民众施以恩惠从而博得民望是一种形式的资本增长；在开发商时代，博得观众眼球进而获得更好的销售效益也是资本增长。无论是哪一种，其所提供的空间都需要尽力去迎合大众的口味，也就是“需方认同”。虽然公元前19世纪普罗大众的口味可能跟公元后19世纪普罗大众的口味相去甚远，但这并未改变两种情景中的供求关系具有本质的相似性这一事实。　　当然，在人居空间的创造活动中，需求端的发展惰性往往又是非常大的，因为它作为一个时代内*广大的普罗大众集体意志和性质的表现，其惯性自然要比由少数尖端精英们的想法所构成的意志表达大得多。要对普罗大众来一次整体|生的观念转移或升级，其所需要的能量之大，是所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和所有受宗教统治过的西方人都不难想象的。这也就使得作为大众意志*终呈现的人造空间成果与代表人类尖端思维的科技成果在对待时代的进步性上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虽然翻开书本在历史上留下的诸多建筑与城市杰作都无不透漏着精英化的气息，让人轻易就产生一种为英雄主义或明星主义所引导的错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