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与笔工

　　《启功与笔工》：　　盲闯小乘巷　　1980年8月，我向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求援黄鼠狼尾来到北京。我们“掖县苗家公社毛笔刷子厂”是一家社办企业，生产需要的原料没有纳入国家计划供应，我们只好背着花生米，提着芝麻油等土特产品，找亲戚、求老乡，四处求援计划外指标。用当时流行的话说：社办企业是属小鸡的，要自己刨食吃。　　北京，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雄伟庄严的天安门，宽敞整洁的天安门广场，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这一切，都令我是那么的向往。从我走进校门的**天起，就高举小拳头，用清脆的童声，千遍万遍地高呼：“伟大的祖国，我们热爱您。”　　那天，我终于来到了北京。但是，面对今天的北京，我这个34岁的农民却是那样的无奈：住旅馆需要县级以上单位的介绍信，我们社办企业的介绍信，不论是旅馆还是招待所，一律不予接待。几经周折，在亲戚的带领下，换乘了几次公共汽车，终于住进了一个单位的“内部招待所”。所谓“招待所”，其实只有四间低矮的西平房。每间屋里，有四张木板床，每张床上配置一套被褥、一个枕头。靠近门口的墙角，放了一张摇摇晃晃却仍然顽强站立的桌子，还有一个坐在上面就会吱吱呀呀叫唤的小方凳。桌上搁着一只铁皮网做外壳的简易热水瓶，桌下放着一个搪瓷洗脸盆。这些用具，是四位求宿人的公共用品，房间倒收拾得干干净净。当然，能住上这样的地方也是谢天谢地了，总比蹲火车站候车室好得多。　　屋漏偏逢连阴雨，我去求援原料的单位领导到外地开会去了，我要在这里干等三天，这可真急人，这三天干什么？游览名胜古迹，没钱。而招待所里，又没有电视机。思来想去，我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我喜欢写毛笔字，尽管写得不入体，怎么也能把墨汁抹在纸上，用这个活打发时间，倒也不失为上策。说干就干，我从旅行袋里取出一支毛笔，用洗脸盆打来自来水代替墨汁，再到街上捡回几张破报纸，“文房三宝”俱全。不一会儿，报纸上跃起了水迹。报纸湿了，晾干；再湿了，再晾干；昏头昏脑地不知道写了多少遍，**天总算熬过去了。　　第二天早晨，我站在招待所的大门口，看着潮涌般的自行车队，前轮咬后轮，后轮压前轮，追逐着自己的目标，想今天再干什么？我突发奇想，北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文化中心，会写毛笔字的人一定很多，去找个老师教我写毛笔字，再打发一天。　　我回到招待所值班室，冲着一位50岁左右的值班员说：“同志，这附近有没有会写毛笔字的人？我今天没什么事，想找位同志，跟他学写毛笔字。”　　我话音刚落，值班员头也没抬，甩出了一句：“出大门向右拐，向前走大约五十米，在马路对面的胡同里，有一位会写字的。”　　“他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　　“他家的门牌是几号？”　　“不知道。胡同里住的人家不多，你走进去打听一下，就能找着。”　　这位值班员，是一问三不知。我怕人家厌烦，不敢再问了，别忘了咱是“走后门”住进来的，处处要谨慎些。我回到房间，拿了三支毛笔，往背包里一揣，背上就走。按照值班员指点的路线，找到了这条胡同。当时，我来到北京，就像是“刘姥姥走进大观园”，摸不着东西南北。现在，此事已经过去近三十年了，据我回忆，这条胡同大概是东西走向，我是从胡同的西口走进来的。胡同很窄，两边是残破的青砖墙和灰瓦平房。胡同打扫得干干净净，行人也很少。走着走着，前面又分出一条向南的更窄的胡同。我站在这个丁字路口，不知道该向哪里走？等了好长时间，从向南的这条胡同里走来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女同志，我急忙迎上去问：“同志，请问这里有位会写毛笔字的同志，他家住哪个门？”　　“向前走，路右边那个小门。”女同志抬手一指，一步不停地走了。　　这两扇门实在是不大，似乎比我们山东农村的院门还窄，木门和门框上的黑油漆已经剥落殆尽，灰褐色的门板，记载着饱经风霜的痕迹。我走到门前，重重地拍了两下门环。门开了，一位个子不高的老人向我深深地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微笑着说：“您好，您找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