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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伊斯坦布尔 : 一座城市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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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

新书--伊斯坦布尔 : 一座城市的记忆

1星价 ¥47.9 (6.3折)
2星价¥47.9 定价¥76.0
商品评论(2条)
ztw***(二星用户)

很喜欢,品相也好。

2020-09-15 21: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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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星用户)

挺大挺厚一本,有很多图片(黑白的),字体大看着舒服。早就想收入这本帕慕克的经典之作了。

2019-07-12 14:5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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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详情
  • ISBN:9787208134928
  • 装帧:简裝本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16开
  • 页数:511
  • 出版时间:2018-03-01
  • 条形码:9787208134928 ; 978-7-208-13492-8

本书特色

  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自传性作品。对帕慕克而言,伊斯坦布尔一直是一座充满帝国遗迹的城市。这个城市特有的“呼愁”,早已渗入少年帕慕克的身体和灵魂之中。如今作为作家的帕慕克,以其独特的历史感与善于描写的杰出天分,重访家族秘史,发掘旧地往事的脉络,拼贴出当代伊斯坦布尔的城市生活。跟随他的成长记忆,我们可以目睹他个人失落的美好时光,认识传统和现代并存的城市历史,感受土耳其文明的感伤。“伊斯坦布尔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依附于这个城市,只因她造就了今天的我。”《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书写的既是一部个人的历史,更是这座城市的忧伤。

内容简介

  《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书写的既是一部个人的历史,更是这座城市的忧伤。这个城市特有的“呼愁”,早已渗入少年帕慕克的身体和灵魂之中。如今作为作家的帕慕克,以其独特的历史感与善于描写的杰出天分,重访家族秘史,发掘旧地往事的脉络,拼贴出当代伊斯坦布尔的城市生活。跟随他的成长记忆,我们可以目睹他个人失落的美好时光,认识传统和现代并存的城市历史,感受土耳其文明的感伤。《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共450幅黑白照片,相比原有版本,新增图片230幅,均由作者亲自甄选。帕慕克将图片与他的记忆相联系,土耳其的“呼愁”、黑白分明的城市建筑、省城里的穷民、后帝国式的忧郁以及建筑废墟的苍凉。帕慕克自己说:“上一版本的《伊斯坦布尔: 一座城市的记忆》是一本基于文字的书籍; 而新版本“光影伊斯坦布尔”则是一本基于视觉的书籍。前一本书中,照片是附属于文字的; 而在这个版本里,我可以说,文字诠释了照片承载的情感。从右往左翻看这本书,也会富有情趣。”

前言

 光影伊斯坦布尔
  陈竹冰 译

  1962年父亲给我买了一台相机。此前两年,他们为哥哥也买过一台。哥哥的相机就像一个真的暗盒,立方体的黑色金属盒子,一面是镜头,另一面是一块显示里面影像的玻璃。当哥哥想把出现在玻璃上的烟灰色图像和画面拍摄到里面的胶片上时,他就咔嚓一声按下快门按钮。于是,那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一张照片又拍好了。
  拍照的瞬间是一个“特殊”的时刻。为此,你们必须做一番准备,举行一个仪式。首先,胶片是昂贵的。一卷胶卷拍出多少张相片很重要,而相机不断显示着拍过的相片数。每每说起胶卷、胶片和照片数,我们就像子弹有限的贫穷军队的士兵,一边不断计算着拍了多少相片,一边思忖着我们拍摄的照片是否好。因此,每次拍照前,都需要经过一番思考,一番“不知道这是否合适”的推理。关于我所拍摄的照片的意义、我为何拍摄照片的*早思考,就是这样被开发的。
  当然,我们拍摄照片,是为了多年后忆起那个我们曾经经历的瞬间。面对镜头,我们是在为将来、数年或数月后看见这些照片的人们摆姿势。那些人很有可能就是我们自己,或是我们的亲人和家人。也就是说,我们是在为一个月、一年、数年后的眼光拍照。由此而论,面对镜头,我们仿佛是在对未来“搔首弄姿”。
  更准确地说,那是对着我们未来的眼光摆姿势。我们未来的眼光,兴许会不喜欢我们当下懒散、凌乱、匮乏的状态。*好的办法就是,拍照之前,整理一下我们自己,注意一下我们的衣着打扮,寻找一个背景,比如有趣的风景或物件,一件因为拥有它而让我们倍感自豪的器具、汽车、房子。面对未来摆姿势时,我们也在修正当下。
  *大的缺憾,就是没能如我们所愿的那般摩登。面对相机摆姿势时,仿佛我们意欲让自己显得更加成功和摩登。也就是说,拍照并不是为了确定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自然状态。恰恰相反,拍照是为了让我们喜欢自己。
  也就是说,拍照是为了让我们代表自己。于是,面对镜头之前,我们会注意一下发型和衣装。我们衣着光鲜的节日、生日、仪式,对于拍照而言,是*合适的时候。再者,在这些时候,我们原本就开心,或者不用太费劲,就可以做出“开心”的样子,于是,衣着光鲜地面对镜头微笑也就不那么困难了。
  父亲1949年去美国,回来时带了一台相机。在那里,他还获得了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拍照时我们必须微笑着面对镜头。如果我们不想笑,假如拍照时说英语里奶酪意思的单词“cheese”(发音是“起司”),那么照片上的我们也会看似在咧嘴微笑。我一定是在那时**次开始思考照片与真相、代表和真实之间的问题。
  拍照前,父亲就像一个准备接受检查的老师,给我们打扮整齐, 而这也加深了这种感觉。他的禄来福来反光相机的结构跟哥哥的那台一样,就像一个被捧在肚脐高度的盒子。父亲开合精致的镜头盖时,每每都会发出声响,我喜欢那声音。拍照前,父亲不是透过一个孔眼直直地看向我们,而是低头注视着他捧在手上的相机里面那个一会儿就会显示成像的方洞,正在那时,他从西服口袋里拿出测量光线的曝光表,走近我们,再返回去,用一个外科手术大夫的认真,摆弄相机的按钮和镜头的扳手。尽管他低着头,却依然对我们发号施令:“奥尔罕,笑一笑,谢夫凯特,往中间靠,别动啊你们。”他这么做,让我觉得照片是永远拍不成的。有时,这种认真和做作,会让我们疲惫。于是,我们中的一个人,就在另一个人的脑袋后面,用手指比画一个犄角,正当父亲表示反对时,大家全都开始动起来,互相比画犄角。为了看似摩登和开心,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终演变成一种恼人的做作,或是一场毫无诚意的仪式。这不仅是我们家的烦恼,也是雄心勃勃努力西化的整个社会的烦恼。相机,既是这个烦恼的一部分,也是一样揭示这个烦恼的物件。
  1962年,当他们*终也为我买了一台相机时,从哥哥和父亲那里看到的所有拍照的仪式和习惯,我竟也开始模仿起来。可没过多久,我便发现自己并没有能力、耐心和欲望去像父亲那样左右照片画面里的众人。首先,我让他们摆姿势的家人,不把我当回事,不听我的指令。为了让他们看镜头、不看镜头、别乱动、别开玩笑、请往右靠一点,我费尽口舌。然而,我得到的却往往是一些讥讽的玩笑。
  如此这般努力过后,为了能够看见照片,我们就必须去照相馆冲印。为此,必须等胶卷拍完,将胶卷送去照相馆,一周后再去同一个地点取回。也就是说,得过很长一段时间。由于我们的街区里生活着拥有相机的富人,因此三条街上面就有一家店面上写有柯达字样的照相馆。那里销售胶卷、冲印照片、拍摄证件照。
  当那些我拍的和我让人拍的照片冲印后落到我的手上时,有那么一瞬间,我的脑袋会凌乱。通常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会再次去照相馆,因此在同一瞬间一幕幕回想起几周或几个月前的海峡游、生日聚会、节日聚餐,会让我感到一种惊人的重现。即便衣着和摆拍的地点稍有不同,但我们看见的全都是同样积极的笑颜;从底片上我们不难理解,一些照片未能成像是因为底片的模糊、黑暗或者暗淡。这些都无疑地向我表明,拍照的意愿和求真的欲望竟然彼此矛盾。
  但是,看着那些冲印出来的照片,我所感到的激动和不安还有更可怕的一面,让我试着来阐述一下:我们参加了那些备受重视、殷殷期盼的游玩、婚礼、娱乐、会议,经历了我们的人生。留下的是我们的记忆,以及这些照片,它们正确或者错误地锁定了我们所经历的那些时刻。我们经历、目睹、感受的一切,如同我们的记忆,终有一天将被遗忘。甚至就如我们身边那些长者所言,有一天,我们皆会逝去,留下的“唯有这些照片”。20世纪50、60、70年代,我们与家人在伊斯坦布尔的生活,以及我们走亲访友、坐车游玩、吃吃喝喝度过的那些日子的唯一见证,就是这些照片。看着那些冲印自店面上写着柯达字样照相馆的相片,我们会感到不安和慌乱,其原因就是意识到了这种情形:人生中的一些细节,完全或者差不多如我们所愿地被代表着保存了下来。然而可惜的是,另外一些细节,则以一种完全非我们所愿,甚至让我们羞惭的形式流露了出来。
  人们拍照、被拍或者让人拍照的意愿,和照片所显示的无限细节之间的违和,正是延长照片寿命的东西。让一张照片永存的特性,超越了那张照片拍摄者的意愿。拍摄者无意看见的东西,镜头捕捉到了。许多年后,新的一代人、拥有新的好奇心的新新人类、新的眼睛,在这些无意被捕捉到的细节里发现了迥异的内涵。在这本书中,我主要使用一些为记录和纪念而拍摄的纪实照片,以展现拍摄者们无意表达的“呼愁”。
  必须说明的是,这种“呼愁”并不是在我经历时,而是在我多年后看着这些照片时发现的。看旧照片的一个基本乐趣,便是在多年后发现一些摄影师不感兴趣的细节。今天我们看1849年和福楼拜同去埃及的马克西姆·迪康拍摄的照片,不仅是为了狮身人面像,还有站在一边的骆驼夫的服装,同时也为了看见和发现当时的开罗是一个小得多的地方,因为在照片上连它的轮廓都没有。另外一个例子:一个撰写土耳其药店历史的作家,请求我们允许他使用此书第388页上那张我和哥哥儿时的照片。然而,历史学家关注的是我们身后的药店牌匾,而非父母意欲记录的我们儿时的模样。一些文章揭示拍摄者无意“看见”或者“记录”的这类有形细节,并由此找到二三级含义、矛盾、印迹和暗示。阅读这样的文章让我兴奋不已。我喜欢的是,看着一张照片睿智而富有创意地讲述的能力。像罗兰·巴特、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那样的作家,他们在摄影师无意关注的细节上,就人类的生存和记忆的意义,做出诗意的观察和发现时,也在教授一百年后的文学爱好者看一张照片的新视角。在这本书上,我也试图突出摄影师无意看见的二三级有形细节。在突出梅林的版画细节时,我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他在19世纪,“像摄影师那样”刻画了伊斯坦布尔。
  收集这些老照片时,我真正注意的是,能否察觉其中的情感,那些拍摄者无意表达,而我们却在看照片时感受到的情感。一些试图客观反映伊斯坦布尔某些问题的照片,比如新的马路、拆迁、交通事故、火灾、新的建筑,如今会给我们一些不同的感受,我出这本书就是试图解析这些感受。我试图在这本配有照片的书里,把20世纪,特别是前七十五年间,城市给予我们的“呼愁”,更好地、显而易见地展示出来。我认为,一本影像书籍能够企及的*高境界,就是透过普通的物体、街道和瞬间,重新发掘我们经历的人生。即便摄影师的意愿不是去确认这种情感,而是以纪录片制作人的认真来记录事实,也不会改变这种情况。充其量也就是让我这样为书籍选取照片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和更具挑战性。
  此书中的文字,除了你们现在读到的这个章节,其他的都和2003年出版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编注:2003年土耳其语首版,2007年简体中文版)完全一样。只是,此前那本书中有200张照片和图片,这本书中我又加添了230张。同时为了凸显照片和图片所承载的情感,我加大了书的开本。《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是一本基于文字的书籍;而这版“光影伊斯坦布尔”,则是一本基于视觉的书籍。前一本书中,照片是附属于文字的;而在“光影伊斯坦布尔”里,我可以说,文字诠释了照片承载的情感。从右往左翻看这本书,也会富有情趣。
  2000年,我以抒情散文的形式,开始写作一本一半由回忆、一半由城市构成的关于伊斯坦布尔的书,当时其实并无意采用照片和图片。写到一半时,我想到,特别是在那些关于家庭的章节里,1950—1970年间拍摄的照片可以很好地描绘我的叙述。于是,我开始选取家庭照片,并看着它们写作。
  后来,当写到有关风景、“呼愁”、历史、19世纪游历伊斯坦布尔的西方旅行家、贫民窟、乡野的一些内容时,我也被照片和版画打动了。首先,就像撰写一本没有图片的书籍那样,我用文字来表达我想讲述的东西,随后,我将收集来的城市风景图片安插到文章里。因此,通常我还会写一些和照片、图片有关的句子。也就是说,我分外重视文章对照片的缠绕和触摸。
  我给自己立下一个规矩:“不在照片下面加注释!”我认为,图片的意义和背景,不该出自图片的注释,而必须来自那一章节的内容。即便照片和图片展现的是单个的物件、街道、人物,但它们真正的使命却是强调和揭示一种情感和氛围。因此,既然它们能够很好地表达某些情感,比如“呼愁”、乡风和现代化的需求,那么我也可以把我出生之前,也就是1952年之前拍摄的照片放进书里。创作伊始,我便决定,尽管讲述的是城市的街道、桥梁、人物、风景、船只、交通和历史,然而主题则应该是所有这些东西唤醒的情感。“光影伊斯坦布尔”,就是一种用照片将20世纪的城市所赋予的情感变得显而易见的努力。
  到我二十岁时,我们家里已无人再让人拍照留念。也许,这是因为我们的家庭已经不幸离散,因为一家人不再像我们儿时那样一起坐车去海峡游玩,也因为我们不再拥有过多的快乐和家庭幸福可以拿来炫耀。
  有一天,母亲从抽屉、盒子、存有底片的各色照相馆纸袋里,拿出父亲二十年来拍摄的家庭照片,开始把它们粘贴到一本相册的厚重黑色页面上。她并未选用所有照片,而是选取了她喜爱、认可的,以及突出主题的照片。她也没粘贴那些景致重复的照片。如果不喜欢照片上的某个人,她就从边角上裁剪一下照片,把那人扔出相册。然后,她用圆珠笔在精心粘贴的一组照片下面加注说明,比如“奥尔罕开始上学的日子”,“1962年仲夏”,“1964年11月去海峡!”。母亲粘贴的这本相册,几乎就是一份关于我们生活的外交总结。因为,在这些照片里,根本没有我和哥哥的打闹,父母的争吵,我们内心的烦恼、疲惫、悔恨、债务、金钱的烦恼和愤怒。
  四十年后,在为《纯真博物馆》收集旧物件、照片和纸片的时候,我见证了很多类似母亲在家里制作的相册,流落到了旧货商店、跳蚤市场和旧书店。从那些相册里,我也同样发现,相对于平常时刻和自然状态而言,所有家庭意欲显得更加正式、体面和摩登的决心。
  20世纪50年代,为城市拍摄了*好照片的阿拉·古勒,开始用相机记录伊斯坦布尔的日常生活、一个城市的苏醒、小店铺、手艺人、司机、小贩、渔民。在那之前,伊斯坦布尔人的人性状态很少自动地进入照片。那些被称为阿卜杜勒哈米特档案的照片,便是*好的例证。1877—1909年间,待在耶尔德兹宫里,足不出户统治奥斯曼帝国的阿卜杜勒哈米特,特别是在19世纪80年代后,为了他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也为了宣传,让人拍摄了数以千计的照片来记录伊斯坦布尔和帝国,特别是他自己的现代化行动。就像母亲相册里的照片,我喜欢这些一切看似更体面、现代和洁净的风景照,所有的街道、国家建筑、医院、军营、学校、桥梁和钟楼,全都整齐排列,朝着同一个方向。在那些怪异的照片上,我愿意相信自己找到了摄影师和阿卜杜勒哈米特无意去捕捉的情感。
  ……

目录

新版序 光影伊斯坦布尔 / 陈竹冰 译
01 奥尔罕的分身
02 幽暗博物馆内的照片
03 我
04 帕夏宅邸的拆毁
05 黑白影像
06 勘探博斯普鲁斯
07 梅林的博斯普鲁斯
08 母亲、父亲和各种消失的事物
09 另一栋房子:奇哈格
10 “呼愁”
11 四位孤独忧伤的作家
12 我的祖母
13 欢乐单调的学校生活
14 痰吐止禁
15 拉西姆与都市专栏作家
16 不要张着嘴巴走在街上
17 绘画之乐
18 科丘搜集的史实与奇事
19 土耳其化的君土坦丁堡
20 宗教
21 富人
22 通过博斯普鲁斯的船只
23 奈瓦尔在伊斯坦布尔
24 戈蒂耶忧伤地走过贫困城区
25 西方人的眼光
26 废墟的“呼愁”
27 美丽如画的偏远邻里
28 画伊斯坦布尔
29 画画和家庭幸福
30 博斯普鲁斯海上船只冒出的烟
31 福楼拜于伊斯坦布尔
32 兄弟之争
33 外侨学校的外国人
34 所谓不快乐,就是讨厌自己和自己的城市
35 初恋
36 金角湾的船
37 与母亲的对话
关于照片
伊斯坦布尔索引
全文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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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

奥尔罕的分身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便相信我的世界存在一些我看不见的东西:在伊斯坦布尔街头的某个地方,在一栋跟我们家相似的房子里,住着另一个奥尔罕,几乎是我的孪生兄弟,甚至我的分身。我记不得这想法是从哪儿来或怎么来的。肯定是来自错综复杂的谣传、误解、幻想和恐惧当中。然而从我能记忆以来,我对自己的幽灵分身所怀有的感觉就很明确。
  我五岁的时候被送到另一栋房子住一小段时间。那时我父母几番波折的分居结束,两人安排在巴黎见面,大家决定让哥哥和我待在伊斯坦布尔,分住不同地区。我哥哥跟祖母住在位于尼相塔什(Ni?anta??)的家族聚居的帕慕克公寓。我则被送往吉汗吉尔(Cihangir)的姨妈家。在这户善待我的人家中,墙上挂有一幅儿童相片。姨妈或姨父有时会指着他,笑着对我说:“看!那是你呢。”
  镶在白色小框里的那个可爱的大眼男孩看起来确有几分像我。他甚至戴着我偶尔戴的软帽。我知道我不是相片中的男孩(那是某人从欧洲带回来的一张廉价的“可爱孩童”相片),然而我不断问自己—这是不是住在另一栋房子里的奥尔罕?
  当然,那时的我也住在另一栋房子里,仿佛我必须搬来这里才能见到我的孪生兄弟,但因为我一心一意只想回我真正的家,因此没兴趣结识他。每回被姨妈和姨父逗着说是相片里的男孩时,我就更加明了一件事:我对自己、家、相片以及跟我相像的相片、看起来像我的男孩以及另一栋房子的种种想法都交织在一起,使我越发渴望返家,有家人围绕身边。
  过不久,我的愿望成真。但住在伊斯坦布尔某个地方,另一栋房子里的另一个奥尔罕的幽魂从未离我而去。在整个童年以及大半的青春期,他始终缠绕在我内心深处。冬夜走过城里的街道时,我总会透过浅橙色的灯火凝望别的人家,幻想和乐的家庭过着和乐的生活。而后我想到另一个奥尔罕可能住在其中一户人家,便不寒而栗。随着我逐渐长大,幽魂成为幻想,而幻想成为反复出现的噩梦。在某些梦里,我问候这位奥尔罕—总是在另一栋房子里—的方式总是惊恐的尖叫;在别的梦里,我俩在可怕无情的沉寂中逼视彼此。之后,在睡梦间飘进飘出的同时,我越发猛烈地抓牢我的枕头、我的家、我的街道、我在世界上的位置。每当我不快乐,便想象去另一栋房子、另一个生活、另一个奥尔罕的居处,而终究我总会说服自己或许我就是他,乐趣无穷地想象他是多么幸福,其乐趣一度使我觉得无须到另一个想象中的城区寻找另一栋房子。
  这里,我们谈到问题的核心:我没离开过伊斯坦布尔—没离开过童年时代的房屋、街道和邻里。虽然我住过别的城区,但五十年后,我发现自己回到帕慕克公寓,我*早的相片在这儿拍摄,也是母亲*早抱着我看世界的地方。我知道这样的坚持得归功于我那假想中的朋友,以及我从我们之间的联系中所获得的慰藉。但是我们活在一个由大规模迁移和具有生产力的移民所定义的时代,因此我有时很难说明我不但待在同一个地方,而且待在同一座楼房的原因。母亲的悲叹又回到耳际:“你怎么不出去待一阵子,你怎么不试试换个环境,去旅行……”
  康拉德、纳博科夫、奈保尔—这些作家都因曾设法在语言、文化、国家、大洲甚至文明之间迁移而为人所知。离乡背井助长了他们的想象力,养分的吸取并非通过根部,而是通过无根性;我的想象力却要求我待在相同的城市,相同的街道,相同的房子,注视相同的景色。伊斯坦布尔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依附于这个城市,只因她造就了今天的我。
  福楼拜在我出生前一百零二年造访伊斯坦布尔,对熙熙攘攘的街头上演的人生百态感触良多。他在一封信中预言她在一个世纪内将成为世界之都,事实却相反:奥斯曼帝国瓦解后,世界几乎遗忘了伊斯坦布尔的存在。我出生的城市在她两千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如此贫穷、破败、孤立。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我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就是(跟每个伊斯坦布尔人一样)让她成为自己的忧伤。
  我们一生当中至少都有一次反思,带领我们检视自己出生的环境。我们何以在特定的这一天出生在特定的世界这一角?我们出生的家庭,人生签牌分派给我们的国家和城市—都期待我们的爱,*终,我们的确打从心底爱她们—但或许我们应当得到更好的人生?我有时认为自己不幸生在一个衰老贫困的城市,湮没在帝国遗迹的余烬中。但我内心的某个声音总坚信这其实是件幸运的事。财富若是关键,那我的确可算是有幸生在富裕人家:当时这城市正处于*衰落期(虽然某些人有法子证明事实相反)。基本上,我不愿抱怨,我接受我出生的城市犹如接受我的身体(虽然我宁可更英俊,体格更健美)和性别(即使我依然天真地问自己,假使我生为女人,情况会不会更好)。这是我的命运,争论毫无意义。这本书的内容是关于命运……
  我生于1952年6月7日深夜,在莫鞑(Moda)的一家私人小医院。听说那晚医院的走廊安详平和,世界亦然。除了斯特隆波里火山在两天前突然喷发岩浆和灰烬之外,地球上似乎没发生什么事。报纸上刊载的尽是小新闻—土耳其军队在韩国作战的几则相关报道,美国人散布的若干谣言,引发对朝鲜可能使用生化武器的恐惧。在我出生前几天,母亲正热切地阅读一则本地报道:两天前,孔亚(Konya)学生中心的管家和“英勇的”住宿生们看见一个戴恐怖面罩的男人企图由浴室窗户潜入兰加(Langa)的一户人家。他们追他过街,来到一个堆木场时,顽强的罪犯在咒骂警察后自杀身亡。某干货商认出死者是前一年在光天化日下闯入他店里持枪抢劫的歹徒。当母亲阅读这则戏剧性事件的*新进展时,房间里只有她一人,多年后她悔恨交加地回忆道。父亲带她入院后变得心神不定,而当母亲的分娩没有进展时,他便出去见朋友了。在产房陪她的人只有姨妈,姨妈半夜三更设法翻过医院篱墙而入。母亲**眼见到我时,发现我比哥哥出生时瘦弱。
  我很想加上“我听说”。土耳其语当中有个特殊时态,让我们得以把传言和亲眼看见的东西区分开来。我们在讲述梦境、神话或我们无法目睹的往事时使用这个时态。此种区分方便我们“忆起”我们*早的人生经验、我们的摇篮、我们的婴儿车、我们的**次学步,听父母讲述的故事,我们就像听他人的奇闻轶事般津津有味。这种甜美的感觉犹如在梦中看见自己,但我们却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一旦深印脑海,他人对我们的往事所作的陈述到头来竟比我们本身的回忆重要。而正如从他人口中得知自己的生活,我们也让他人决定我们对所居城市的了解。
  有时我把他人对我和我的城市所作的陈述当做自己的故事,那些时候我总忍不住要说:“很久很久以前我画画。听说我生在伊斯坦布尔,是个颇有好奇心的孩子。后来二十二岁的时候,我似乎莫名其妙地写起了小说。”我本想这么写我的一生—仿佛我的人生发生在他人身上,仿佛人生即梦,梦中的我感觉自己声音消逝,意志恍惚无法自持。虽然优美,我却认为叙事语言并不可靠,因为我没法相信**个人生的神奇故事,有助于我们面对更明朗、更真实的第二个人生,那个在我们醒来时注定展开的第二个人生。因为—至少对我这样的人来说—这第二个人生就是你手上的书。因此亲爱的读者,请您凝神以待。容我对您坦承,但也请您包涵。

  我
  我四岁时,六岁的哥哥开始上学,接下来的两年间,我们之间日趋紧张、好恶参半的同伴关系渐渐缓和。我摆脱了我们之间的对抗,摆脱了他力气强过我的压迫;我整天拥有帕慕克公寓和母亲的全心关怀,于是变得比较快乐,感受到孤独的乐趣。
  我趁哥哥上学时取来他的冒险漫画,根据我所记得的他曾给我读的故事,“读”给自己听。一个温暖愉快的下午,我被安顿去睡午觉,却发觉自己精力旺盛睡不着,于是翻开一期《汤姆·米克斯》,不一会儿,我感觉我被母亲称之为“鼻鼻”的那玩意儿硬了起来,我正在看一张半裸的“红番”照片,一条细绳缠在他的腰上,一条平滑的白布像面旗子垂挂到他的腹沟处,布中央画了个圆圈。
  又一天下午,当我穿睡衣盖上被子躺在床上,同跟着我已有好一阵子的小熊说话时,我也同样有硬起来的感觉。怪的是,这件神奇的怪事—虽是一件令人快乐的事,我却不得不隐瞒—就发生在我才跟我的小熊说“我要把你吞掉!”之后。并非我对这只熊有任何深刻的眷恋,我几乎随心所欲就能制造同样的效果,只要再说一遍同样的威胁之词。我母亲给我讲的故事当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正是这句话:“我要把你吞掉!”我明白的意思不仅是吞食,而且是消灭。后来我才晓得,波斯古典文学中的“迪弗”(Divs)—那些拖着尾巴的可怕怪兽,跟妖魔鬼怪有关,细密画中经常可见—在以伊斯坦布尔土耳其语讲述的故事中化身为巨人。我心目中的巨人形象来自土耳其经典史诗《阔尔库特老爹》的删节本封面,这个巨人跟红番一样身体半裸,对我来说仿佛是世界的主宰。
  我的伯父大约在同时期买了一部小型放映机,假日里他去照相馆租短片,有卓别林、迪士尼、劳莱与哈代。他郑重其事地取下我祖父母的肖像,就在壁炉上方的白墙上放映影片。在伯父永久珍藏的影片当中,有一部他只放映过两次的迪士尼电影—为了我而安排的短暂演出。影片主角是一个单纯、笨重、迟钝的巨人,身材跟一栋公寓那样大。他把米老鼠追到井底,单手一扫,将水井拔离地面,像拿起杯子似的喝井水,米老鼠掉进他嘴里时,我便用尽力气大喊大叫。普拉多(Prado)美术馆有幅戈雅的画,标题是“萨杜恩吞噬自己的孩子”,画中的巨人咬着一个他抓在手上的人类,这幅画至今仍使我害怕。
  某天下午,我正像平常那样威胁我的小熊,但也给予它某种奇异的怜悯,此时门开了,内裤拉下、“鼻鼻”硬挺的我被父亲逮个正着。他关门比开门时轻一点,而且(就连我都看得出来)表现出某种尊重。在此之前,他回家吃午饭并稍事休息的时候,总是进来吻我一下再回去工作。我担心自己以此取乐是否错了,甚至比做错事更糟:就在此时,取乐的想法蒙受了毒害。
  在我父母某次很长时间的争吵过后,我的顾虑得到证实,当时我母亲已经离家,来照顾我们的奶妈正在给我洗澡。她用无情的语气训斥我“像狗一样”。
  我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反应:六七年后进初级中学读书时,才发现这些反应并不稀奇。
  在我以为只有我自己一人拥有这种邪恶神力的漫长岁月里,把它藏在我的另一个世界中也是很正常的事,我的乐趣和我内心的邪恶得以自由驰骋。当我只因纯粹无聊而假装自己是另一个人、在另一个地方,我便进入这个世界。逃入我瞒着大家的这个世界很容易。我在祖母的客厅假装自己置身一艘潜水艇里。我才**次去了电影院,看凡尔纳小说改编的《海底两万里》—当我坐在布满灰尘的皇宫电影院看电影时,让我*害怕的是电影的无声。狂乱且引发幽闭恐惧症的摄影技巧,昏暗黑白的潜水艇内部,都让人不得不从中发现我们家的影子。我年纪太小,读不懂字幕,但运用我的想象力填补空缺并不难。(即使后来我能把书读得很好,*重要的也不是去“读懂”,而是用合适的幻想补充其内涵。)
  “腿别摇来晃去,你让我头晕。”在我显然沉浸在自己精心设计的白日梦里时,祖母便这么说。
  我的腿虽停止摇晃,但白日梦里的飞机依然在她抽烟的烟雾中飞进飞出。过一会儿,我进入森林,林中有许多之前我在地毯上的几何图形中分辨出的兔子、树叶、蛇和狮子。我让自己投身于漫画里的冒险,骑马,放火,杀人。我的一只眼睛随时对屋里的声响提高警觉,我会听见电梯的门关上,在我的思维还来不及回到半裸的“红番”时,我注意到我们的管家伊斯梅尔已来到我们的楼层。我喜欢放火烧房子,用子弹扫射着火的房子,钻过我亲手挖的地道从着火的屋子逃出去,慢慢杀死被我困在窗玻璃和充满烟臭味的纱窗帘之间的苍蝇—掉在电暖器上方排孔板的它们,是终为罪行付出代价的歹徒。
  四十五岁之前,每当我飘浮在美好的半梦半醒状态中,我便以想象自己杀人来自娱自乐。我要向我的亲人—有些人确实很亲,比如我哥哥—还有许多政治人物、文艺界名人、商人以及多半虚构的人物表示歉意,他们都在我的受害者名单中。我常犯的罪还有一个:我会对一只猫极尽宠爱,却又在绝望之时狠狠揍它,大笑一阵摆脱绝望后,我又为此羞愧不已,便赐予这只可怜的猫更多爱。二十五年后的某天下午,当时正在服兵役的我看着一整连的人吃过午饭后待在食堂里闲聊或抽烟,审视这七百五十位几乎一模一样的军人,然后想象他们身首分离。就在我透过食堂的蓝色烟雾,凝视他们血淋淋的食道时,一位军中同胞开口说:“别再晃你的腿了,小子,我累得很,受够了。”
  对我的私密幻想世界似乎有所知的人,只有我父亲一个。

  我想着我的小熊,有回生气时我扯下它唯一的眼睛,它因为胸腔里的填塞物被我拔掉越来越多而逐渐变瘦。或者我会想那手指大小的足球运动员,按他头上的钮就会踢腿—这是我的第三个足球员,因为前两个在我两次情绪激动时弄坏了,如今这一个也被我弄坏,不知道我那受伤的足球员是否在他的藏身处奄奄一息。要不就沉湎于恐怖的幻想中,想象我们的女仆哈妮姆说她在隔壁屋顶看见了貂—她用的语调跟她在谈神的时候一模一样。在这些时候,我会突然听见父亲说:“你的小脑袋瓜里在想什么?告诉我,我给你二十五库鲁。”
  我拿不准该告诉他整件事还是该稍作修改,或干脆扯个谎,于是沉默不语。一会儿,他会笑着说:“现在太晚了—你应该马上告诉我的。”
  我父亲是否也在另一个世界待过?多年后,我才发觉我的怪游戏就是所谓的“白日梦”。因此我父亲的问题总是引起我的恐慌。一如往常,我急于避开纷扰的思绪,于是回避他的问题,将它抛诸脑后。
保守着第二个世界的秘密,使我行动自如。当我坐在祖母对面,一道光束穿透窗帘—犹如夜间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船只打出探照灯—只要直盯着光束,眨个眼,我就能让自己看见一个红色太空船队飘过身边。之后只要我喜欢,就能随时唤来相同的舰队,然后回到真实世界,就像某人离开房间时关掉身后的灯(一如在我整个童年时代的真实世界中,大家老是提醒我随手关灯)。
  假如我幻想跟另一栋房子里的奥尔罕交换位置,假如我渴望另一种生活,超越博物馆里的房间、走道、地毯(我多么痛恨那些地毯)以及身边那些喜欢数学和填字游戏的实证主义男人们,假如我觉得这栋幽暗、杂乱的房子禁锢了我,对任何与性灵、爱、艺术、文学甚或神话沾上边的东西加以否决(虽然我的家人后来并不承认),假如我时而逃入另一个世界避难,那不是因为我不快乐。
  情况远非如此,尤其在我四到六岁那几年,我是个聪明听话的小孩子,体会到我遇上的每个人给我的爱,被没完没了地亲吻,抱来抱去,得到哪个好孩子都无法抗拒的好东西:水果店老板给的苹果(“洗过才能吃”,母亲会跟我说),咖啡店里的人给的葡萄干(给我吃过午饭后吃),在街上巧遇姨妈时她给我的糖果(“说谢谢”)。
  假如我有理由抱怨,那是因为我无法隔墙观物;朝窗外看的时候,我痛恨看不见隔壁的房子,看不见底下的街道,只看见一道窄窄的天空;在我们斜对面有家腥臭的肉店(我记不得它的腥臭味,只有在走到凉爽的街上时才记起来),因为太矮,看不到肉贩拿刀(每把刀都跟腿一样大)在木砧板上剁肉,使我懊恼;我痛恨自己不能视察柜台、桌面、或冰淇淋冷藏柜的内部。街上发生小规模交通事故,引来骑马的警察时,某个成年人就会挡在我前面,使我错过大半过程。在从小父亲带我去看的足球赛上,每当我们这队岌岌可危,坐我们前方的每一排人便站起身来,挡住我的视线,使我看不到决定性的进球。但说实话,我的眼睛从不看球,而是看着父亲为哥哥和我准备的奶酪面包、奶酪吐司以及铝箔纸包装的巧克力。*糟糕的是离开球场时,发现自己被围困在朝出口处推挤的腿阵当中—由发皱的长裤和泥泞的鞋子构成的一座漆黑、密不通风的森林。除了像我母亲那样的美丽女士,我不敢说我对伊斯坦布尔的成年人喜爱有加,我宁愿认为他们一般都丑陋、多毛而粗俗。他们太粗鲁,太笨重,而且太实际。也许他们曾对另一个秘密世界略有所知,可是他们似乎已丧失了惊叹的能力,忘了怎么做梦,这种残缺在我看来跟他们在指关节和脖子上、鼻孔和耳内长出的恶心毛发恰为一致。因此在我满足于他们的和蔼笑容甚至礼物时,接受他们接连不断的亲吻却又意味着忍受他们胡髭的摩擦、香水味和呼出的烟味。我把男人看作某种低等粗鄙的族类,庆幸他们大都安全无虞地待在外头街上。

相关资料

每座伟大的城市都需要一个伟大的作家写出它的灵魂和故事,真正让我们把握这座城市的本质。都柏林有乔伊斯,布拉格有卡夫卡,里斯本有佩索阿,北京有老舍,上海有张爱玲 ……而伊斯坦布尔,终于有了属于它的奥尔罕·帕慕克。
——梁文道

在天空中冷空气跟热空气交融会合的地方,必然会降下雨露;海洋里寒流和暖流交汇的地方繁衍鱼类;人类社会多种文化碰撞,总是能产生出优秀的作家和优秀的作品。因此可以说,先有了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然后才有了帕慕克的小说。
——莫言

《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一书以回忆的方式,用儿童和少年时代奥尔罕·帕慕克的眼睛描写了个人所见的伊斯坦布尔。全书充满了强烈的忧伤之情,犹如一首悠长而迷人的挽歌,作者独自一人吟唱给他心中已经消失掉了的伊斯坦布尔。在此之前,还没有任何一位作家如此深情地回忆过一座城市,把记忆和生命编织成如此动人的独唱。
——和菜头

《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远非只关大义的民族志,也不是供“东方学”解剖的乏味样本,它更是一部充满个人温情记忆的有趣的个人史。
——邓金明

《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是一部家史、一部个人史,也是一部城市史、一部土耳其或者说伊斯坦布尔的文化史。但也许什么也不是。它只是层层叠叠的记忆碎片,纠缠不清的家国和个人情感,是无穷无尽的忧伤。
——土卫十

半个世纪以后,人们会像谈起雨果的巴黎、乔伊斯的都柏林、狄更斯的伦敦、萨拉马戈的里斯本那样谈起“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只是谈之前要无奈地摇摇头:“伊斯坦布尔给了他一切,可他偏要说自己不完全属于这里。”
——云也退 帕慕克忠诚于他内心丰富的诗意。一曲意味深长的迷人哀歌——唱给记忆中的童年,唱给伊斯坦布尔——把他带到世界面前。
——《观察家报》

帕慕克不仅捕捉了伊斯坦布尔过去和现在的冲突,更展现了城市的诡谲、永恒之美。
——《新政治家》

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受到外来文化和信仰的冲击,我们所有人都要面对的问题,不独被“呼愁”笼罩的伊斯坦布尔人。
——《旧金山时报》

跨立于达达尼尔海峡的伊斯坦布尔……奥尔罕·帕慕克是一位清醒的城市编年史家……他的小说洞察东方与西方的不同……
——《芝加哥论坛报》

作者简介

  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1952—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当代欧洲杰出的小说家。生于伊斯坦布尔,自幼学画,大学主修建筑,后从文。200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已经被译为60多种语言出版。《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于2005年荣获德国书业和平奖。新版增加230幅照片及帕慕克全新序言,讲述他与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的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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